从王维开始
百定安

王维在文学史的地位今后会越来越高。王维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人如何才能找到自己，他可是当官时就选择自我”隐退“的，隔三岔五在长安和终南山别业两头跑。长安是事业，终南山是灵魂。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不是李白式的，李白不分场合地自我张扬，本质是一种心理缺陷。落魄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愤青和发牢骚。

人既然做不到修治齐平，改变不了世界，选择便无非几种：

一是两眼一抹黑，跟着滔滔潮流，把”我“去掉，张口即”我们“；

二是将心一分为二，一个归于”我们“，一个归于自己。但后半部分要适度隐藏，像守财奴一层层包裹起自己的金币，只夜里挑灯数看；

三是敢于放弃，靠自己的手艺生活，然后说些愤世嫉俗的话，比如嵇康打铁。或说些自给自足的话，比如陶潜辞官归田。

竹林七贤大约都不是穷途末路的人，物质与基本保证，所以可以散漫恣肆；要学他们，除了才华，先要有碗饭吃，三顿满足不了，起码要有一顿正餐，晚饭权当减肥少吃。人要活出真正的自由，首先是物质上的自立，然后才谈得上精神的自由。马克思既有共产党宣言的弘韬大略，也有向恩格斯求助英镑的窃窃私信。有人要追求绝对的自由，我说这世上真没有，圣经里也没有。古有王法，现有司法，管它对不对，都能管着你。人死了也不自由，死后还有许多层次，地狱还有十八层，天堂也有鬼际关系，都无处遁逃。有些人不计后果地斗争，如堂吉诃德，浪漫而又盲目；更多地则是徒增戾气和苦恼，极端处就是屈原。

有人会驳斥我的说法过于市侩，缺乏士大夫精神，但我认为如今早已不是玩弄几个新概念就可以改变别人主意的时代，什么启蒙未曾经过，什么主义未曾看过，最后还不是启蒙一地鸡毛，主义败絮其中，知识分子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哪有什么海德格尔，也没有卢森堡，至多有一些萨特。倒是王维主动加被动，主管加客观，两者游离其中，所以能将自己腾空。

我之前说过，从佛从道之人，大多都是失意之人，所发议论也大多都是无奈之举。有人偏不信，举出一些当了大官仍笃信佛道的例子。比如明永历帝朱有榔，但人家是皇帝，能够做到最高的任性，因此没有可比性。王维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实另一句更真实：”一生多少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直接说出了行为的动因。又欣赏苏东坡，宦海浮沉，但能通过一己之力做到自适自足，完成内在的平衡，而不是愤懑了就与官场决裂，毕竟还要考虑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这种知识分子更真。所以，读他们的作品，王维的诗静态中有逸气，陶渊明的诗静态中有意志，苏东坡的诗静态中有顽气。但又不能单一方面知解。反面的例子也有，例如柳宗元的《溪居》开头两句：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意思是，早就为首都的官场所累了，幸好被贬到这荒蛮之地。如果是牢骚和自我安慰可以理解，如果是真话，那就是最真的假话。他真正的心境可能更接近“孤舟蓑笠翁”吧。

古诗中，“自适”与“自足”有时看起来像是两个同义词。王维就写过一首《自适》诗：”山南结其蔽庐，林下返吾初伏。宁为五斗折腰，何如一瓢满腹。“这就纠正了庄子对”自适“绝对自由的意思。听“达观”的人谈话，常将物质与精神对立，似乎只有否定了物质的俗性，才能赢得精神的高贵。这种说法，讲对立，不讲统一，害人不浅。

其实，细究起来，“自适”与“自足”还是有些不同，例如，”自适“的主动性似乎更多，“自足”的被动意味仿佛更强。“自足”，当然也是精神性的，但它一定是人在物质或精神双重困顿或某一种困顿状态下，通过自慰和内心较量最后达致宽谅，有时还要借助自嘲或自我降格处理的方法。

我认为，一个人的身体里应该始终存在着两个“我”，每有风吹草动，需要做出判断，身体内部的两个“我”就展开磋商，仿佛两个国会议员的辩论，最后，要么一个胜出，要么双方打平。或者像苏格拉底与他们雅典街头的论辩者，最后苏格拉底胜出。但这后一个比喻自然不够前一个准确，因为苏格拉底与他的论辩者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苏格拉底战胜对方似乎没什么悬念，也不值得傲骄；而我们身体里的两个“我”是平等的，势均力敌的。“自适”就是两个“议员”的最终和谐，“自足”则是两个议员中一个说服了另一个或者安抚了另一个。倘若一个人身体里只有一个“我”，那就有点岌岌可危，因为它每临大事小事，都是一个“我”说了算，像一个独裁者，一个反对的也没有，虽然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赞成者，结果就是独断专行。任性是有了，自由也绝对了，但往往错误也就在其中了，出了错，连另一个纠偏纠错的“我”也不存在。

我们每日操纵的语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语言系统：公共语言与自持语言。

公共语言是一种被规定、被带动、能够反复和大声说出来的语言。而自持语言是自我选择、一己坚持、以自由和舒适为心理目标的语言。后者更接近独语、闺蜜语和圈中语，生性弱势。因为公共语言是找饭吃的语言，而自持语言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附加语”。在公共语言面前，自持语言基本保持卑微和等而下之的身份，甚至在必要时尽量讷言，不惜闭嘴，以规避对公共语言的不敬和冒犯。所以，公共语言的强势性不言而喻，它很多时候带有强制性，即使内心疲倦、肉麻、有不良反应，也要信口开河，涛声依旧，语薄云天。而公共语言是一种外扩语言，像一只喇叭，从自己口里说出，但听起来是别人的声音，适于张皇奋斗，杯觥交错和群体议论。这可能就是教谕哲学的语言负效应吧。

人们常说活得很累，其实就是我说的“生活的喇叭效应”。越是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就越发强烈，原因就是每个人都有自足和自适的本能和欲望，这客观上就与公共语言有所冲突：规定性与自发性的冲突。这冲突不一定是表面化的冲突，而更多的是内在的冲突。两者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栅栏，而且还是带电的栅栏，被人们不约而同、约定俗成地规避着。

人的生活，用不恰当的比喻，应该像日月轮回，太阳是儒家，月亮是道家，人是黑天与白昼。别一张脸。

读他们的作品，王维的诗静态中有逸气，陶渊明的诗静态中有意志，苏东坡的诗静态中有顽气。

学习，感谢。

人的生活，用不恰当的比喻，应该像日月轮回，太阳是儒家，月亮是道家，人是黑天与白昼。别一张脸。

很好的文字，哟深层次的理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