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可能的含义“缺口”
——现代诗的文本理解与追索
                    
陈仲义




现代诗文本的接受，集中在两个环节：一是对文本意图的理解，二是对文本含义的阐释追索。理解隐含着对原文本“专利”的尊重，而阐释则是留给接受者的“最惠国待遇”。王长俊在《诗歌释义学》中写道，诗歌文本意义是诗人设定还是读者设定？圆满的答案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设定的意义如果读者意识不到，则是创作或阅读的失效；追索的阐释如果陷入一片混乱，文本的价值同样要打折扣。
对于文本理解与阐释的关系向来有两种对立观点：保持专一的目标与敞开式发挥。美国文伦家却尔（Juhl.P.D.）一直坚持一首诗的诠释只有一种是正确的，这种诗义的“唯一说”，无疑是文本与作者中心主义的忠诚卫士。但，会不会过于偏窄呢？中国的朱自清则坚持“诗义主从”说：要求“广求多义，切合为准”——也就是文本的诠释应有一个“主意”再加上几个“从意”。显然，朱自清在意图理解与含义发挥的“释义学循环”中找到更为辩证而宽阔的出入口。
理论上的一般道理，可说得眉清目秀，但一碰上具体实践，往往十分犯难，哪怕面对的是单字单句。如前年在北大召开细读研讨会上，有关《前世》（陈先发）的理解，就很有代表性，其中涉及一个“脱”字：“他哗地一下就脱掉了蘸墨的青袍//脱掉了一层皮/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脱掉了云和水/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又脱掉了自己的骨头！”笔者理解作者写脱的动机，是通过五个层面的“动作”——“从外到内，从表到里，从时间到空间、从物性到灵魂，从前生到后世，从非我到真我”完成全方位的“脱胎换骨”，从而表现主人翁对爱情的决绝和视死如归。笔者对作者原意图的理解仅到此为止。而人民大学夏可君先生则认为写的不仅仅是古代爱情的命运以及可能的拯救，而是暗示了写作本身的艰难脱胎过程。夏可君延宕一步，把主人翁的“脱”视为是作者的写作“蜕变”。笔者搜尽全文，尚未找到类似的伏笔暗示。如果再有第三者，对“脱”字还可能存在另外的引申。如此看来，单个字、句的理解，尚存在“差之毫厘”的可能，那么通篇理解则可能出现“失之千里”的局面。原因是一开始，阅读接受理解——这一初级阶段的试卷，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客观题型”，人们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仍肇始于主观心智的差异，再进入阐释阶段便大有发挥天地了。
臧棣有一首十分简单的诗《观看鸟巢如何搭起》。理解该诗含义很容易集中到三个关键语像——制造者鸟\制造材料绳子\制造产品巢。较好理解三者之间密切关系，接下来就容易做出含义引申——或把这一搭巢过程当作一个艺术过程，每只鸟（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利用的媒介不同、审美情趣不同，运作方式方法不同，那才合乎“一样米喂百样人”的规律，即每个人都依靠自身的智慧，才情和差异性，遵循自身的方式（包括材料）各尽其能地发挥，创造属于自己的“诗生活”，每个人将根据自己的喜好，独特的方式来营建自己理想的“巢”，那该有多好。《鸟巢》本质上可视为一篇微型诗论。一般来而言，理解做到八九不离十，追索含义就不会出现太多“拐弯”。
可是，要达到“正确”理解谈何容易，因为每种角度的理解，都能拿出说服力十足的“据理性”，一首明白的诗也会经常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多年来《相信未来》(食指)，一直获得很高分值。但2000年刘双在《黄河》发表质疑，通过大量背景材料，尤其是对1968年那个特定“红八月”的梳理，严厉指出：“相信未来”是相信红卫兵在“文革”中建立既成又失却的“乐园”，是相信红卫兵精神将成为中国青年的精神范本，因此该作是红卫兵运动的挽歌，从而全盘颠覆了《相信未来》的价值。16年之后，一篇姗姗来迟的文章（刘志华：《不可驯服的诗情—“文革”地下诗歌的另一种理解》）也做出自己的理解：要求历史真诚的同时，还需要有历史的同情；食指的诗歌话语尽管脱胎于陈旧的政治诗，却最先注入人间情味。刘只抓住食指加入“联动”这个单独的事实不放，一切论断都以此为基点，才做了过度延伸；以政治正确来要求诗歌，无视诗人的赤诚、忠直，以及在万马齐喑时期的“重要开端”。
不能说前刘文的理解完全强词夺理，也不能说后刘文的辩护没有说服力。这里的微妙在于，其实双方都没有看到文本理解与意义追索之间的复杂纠结：语境朦胧本身，可能覆盖了原文本动机，而引发理解他义；宽泛的语境同时又诱惑阅读者只根据自己美好意愿去扩展美好的愿景，所以多数接受者宁愿以自己的想望取代原文本可能的潜藏原意，从而改写了原意图；加上文本意图多是下意识的、模糊的、融汇性的，理解却死死揪住原文本动机，坚决朝某个既定目标挺进，即便百分之百命中，也会因其单一、狭隘，或过于对号入座而导致某种“离谱”。            
本质地说，理解与追索永远无法对等——既很难处在同一条切线上。纵使出现一定共识局面，仍会不时冒出古怪的“偏差”。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绝大部分老师教案中，多被当作积极向上、阳光朗照的理想篇。笔者避开众口一词，结合海子身世与临终日期，引申诗篇后面可能的难言之隐：佯作幸福的泪水，布道福音的伤悲。笔者从美好的祝辞后面，硬硬耙出隐匿其中的若干对矛盾（包括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精英与大众、乡村与工商社会、隐逸与出世、栖息与超越的龃龉），以探寻另外可能的含义“缺口”。
是否过度开发六对潜在矛盾？笔者大胆做了“推导”式发挥，意在对文本的含义出口添加一些别样的“插座”，以增大感受通光量。这是基于“阅读一首诗，就是自我不设防的瞬间，就是彻底敞开自身，它需要向未知的、不确定的、未完成或未形成的状态接近，需要向复杂性、多义性或歧义性敞开。”（耿占春）不过，用力过猛，过剩的电流会造成另一种“烧焦”。所以说，理解“正确”，并不能保证追索不走“邪道”，理解“不正确”，也不一定引向“追索”的歪门。
在文本意图理解的基础上追索文本含义,可谓诗歌接受学的基本流程。由于吾国的特殊行情,在一些时段，理解与追索的合法权益被提早剥夺,甚至遭到残酷镇压，一些文本便成了闭锁、尘封的古董文物，殊不知这些“抽屉文本”仍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值得后人继续抢救、光扬；由于时代动荡，和各种主客观的复杂缘由，一些诗歌版本的“初夜权”，或遭到外力强暴，或受到自我期许的过度保护，出现较大的改版加工，甚至面目全非，无疑给诗歌接受史和接受学带来麻烦，起码的识别工作还得继续进行；更由于诗歌形制短小、灵活，容易拆卸，加上写作伦理下滑，当下时不时出现文本“套写”浮风，披着互文性外衣，沾满克隆恶习，摊上很不光彩的诉讼官司（其实官司也难断文本间性的复杂的互文关系），最好还是诗人们在走向诗展之前，先验明自身的“洁癖”，拒绝染指任何“艳遇”，以维护文本的纯洁性。
在文本“纯洁”性前提下，努力葆有文本的客观“旨意”，又克服追索中常见的阐释不足或阐释过度的弊端，从而争取文本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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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陳老師，詩學微文大義，可開放可引申，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