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全部问题在于揭示隐喻的世界

百定安


近日连续读到雷茗先生的两组诗，深感其与众不同。本组诗中尤以前两首为著。《在医院候诊大厅》，表面上是对人们在医院候诊集体经验的事实叙述，整合起来却成就了一首隐喻之诗。诗人说，这是桑塔格式的隐喻。大凡读过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就不难理解这首诗高度的隐喻性：生理事实是对社会评判的转喻。候诊大厅切分的屏幕显示的，是一组人的集体病征无从确认又亟待解释的图案，每一种病皆为肉身的形而上学。这是“福柯所定义的身体”吗？是，又不全是。“肉身的症候必须被命名”但仍需等候，“疾病的昵称”影影绰绰又仍不能被明确显示。在《摘苹果》一诗中，诗人在“举手之劳”与“举手之牢”之间患上了一种“选择困难症”。摘与不摘，这是一个哈姆雷特的问题。第一个困难在于，“我”已廉颇老矣，不再如海子诗中的那位“少年去摘苹果树上的灯”；接着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果园，而是一个伊甸园。如果说《在医院候诊大厅》的难度是对疾病的命名，这一首的难度恰在于行为选择的难度。而《致我疲惫之身》一诗，再度涉及肉身与精神的矛盾。三节中三个“就像”直喻抗争的无意义和“长恨总徒劳”的倦怠与无奈。

雷茗的诗有一种执拗的力量，但每首诗都深陷于自己编织的隐喻的罗网。组诗的后面五首的共同之处，在于展示诗人对于寻常事物的发现能力。这能力的演绎，更多依靠一般事物的陌生化处理。他对每一植物，每种果实，每种物象，都抱有审问、辨析与尝试说服的浓厚兴趣。他善于拆解定义，一生二，二生三，使单一性一变而为多义性，由此展开一个故事新编的叙述（譬如《樱桃》）；他也善于转化，通过词性富有说服力的反转，使语意之间的共和叙述一变而为民主叙述（如《拨云见舞》）。在大多数诗人那里，诗是感知诱发的结果，在雷茗这里还要加上对所有已知存在物的质疑（如《鸢尾花》）。这些，颇有点苏格拉底。但诗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出一种结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颉颃行径，而是要让固有的东西在诗的演绎中逐渐异化、撕裂。这些本属“轻”化的日常主题，常被许多诗人写成禅意虚化，又往往被另一些诗人用来为抽象而抽象——我称之为“智性的虚脱”——的词语翻腾。而雷茗与他们的差异正在于，他是将哲学意识当作具象诗写的理性工具，以哲学修辞超越美学修辞。这其中随处可见的现代性，又超越了宋诗“境-理”的说理传统。我们也因此发现，他诗中的句子从来不是单质的，哪怕表面写境，亦载文蕴理，看似短制，却又意味深长。我猜想，这恰是深具现代意识的戏剧家的诗写优势：讽喻显而易见，批判性也包含其中，至于象征，早已由语意发酵而来，得之完全不费功夫。

诗歌的全部问题在于揭示隐喻的世界

百定安


近日连续读到雷茗先生的两组诗，深感其与众不同。本组诗中尤以前两首为著。《在医院候诊大厅》，表面上是对人们在医院候诊集体经验的事实叙述，整合起来却成就了一首隐喻之诗。诗人说，这是桑塔格式的隐喻。大凡读过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就不难理解这首诗高度的隐喻性：生理事实是对社会评判的转喻。候诊大厅切分的屏幕显示的，是一组人的集体病征无从确认又亟待解释的图案，每一种病皆为肉身的形而上学。这是“福柯所定义的身体”吗？是，又不全是。“肉身的症候必须被命名”但仍需等候，“疾病的昵称”影影绰绰又仍不能被明确显示。在《摘苹果》一诗中，诗人在“举手之劳”与“举手之牢”之间患上了一种“选择困难症”。摘与不摘，这是一个哈姆雷特的问题。第一个困难在于，“我”已廉颇老矣，不再如海子诗中的那位“少年去摘苹果树上的灯”；接着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果园，而是一个伊甸园。如果说《在医院候诊大厅》的难度是对疾病的命名，这一首的难度恰在于行为选择的难度。而《致我疲惫之身》一诗，再度涉及肉身与精神的矛盾。三节中三个“就像”直喻抗争的无意义和“长恨总徒劳”的倦怠与无奈。

雷茗的诗有一种执拗的力量，但每首诗都深陷于自己编织的隐喻的罗网。组诗的后面五首的共同之处，在于展示诗人对于寻常事物的发现能力。这能力的演绎，更多依靠一般事物的陌生化处理。他对每一植物，每种果实，每种物象，都抱有审问、辨析与尝试说服的浓厚兴趣。他善于拆解定义，一生二，二生三，使单一性一变而为多义性，由此展开一个故事新编的叙述（譬如《樱桃》）；他也善于转化，通过词性富有说服力的反转，使语意之间的共和叙述一变而为民主叙述（如《拨云见舞》）。在大多数诗人那里，诗是感知诱发的结果，在雷茗这里还要加上对所有已知存在物的质疑（如《鸢尾花》）。这些，颇有点苏格拉底。但诗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出一种结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颉颃行径，而是要让固有的东西在诗的演绎中逐渐异化、撕裂。这些本属“轻”化的日常主题，常被许多诗人写成禅意虚化，又往往被另一些诗人用来为抽象而抽象——我称之为“智性的虚脱”——的词语翻腾。而雷茗与他们的差异正在于，他是将哲学意识当作具象诗写的理性工具，以哲学修辞超越美学修辞。这其中随处可见的现代性，又超越了宋诗“境-理”的说理传统。我们也因此发现，他诗中的句子从来不是单质的，哪怕表面写境，亦载文蕴理，看似短制，却又意味深长。我猜想，这恰是深具现代意识的戏剧家的诗写优势：讽喻显而易见，批判性也包含其中，至于象征，早已由语意发酵而来，得之完全不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