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剑帆
我曾在一篇札记中探讨过诗歌的艺术标准(见2025年7月21日“诗日历”公众号),其中引用了已故《诗刊》副主编李小雨老师的观点。她提出,一首好诗应具备六项基本标准,包括“时代性与思想性、语言与节奏”等。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断言,符合这些标准的诗就一定是好诗,而不符合的就必定不是?在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作品中,又该如何评判其高下?“思想性”与“时代性”究竟应如何体现?是否存在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的评判尺度?
李唐与陶宋的接受史,恰恰解构了这种对确定性的执念。文学评价的标准,并非某种客观存在的固定量尺,而更像是一系列被历史语境、哲学思潮与审美风尚不断重塑的临时共识。李白与陶潜在后世评价中所经历的显著反差,正深刻揭示了“标准”本身的流动性与历史性。
在盛唐气象中,李白的瑰丽想象与不羁个性,被视为“谪仙”之笔,是时代精神的巅峰体现。在这一时期,李白的艺术地位远高于杜甫。甚至可以说,在中唐以前,李白犹如高居九天之上,而杜甫只能望尘莫及。然而到了中唐,随着唐朝国力的衰退,盛唐气象不再,杜甫那些记录民间疾苦的诗歌才逐渐受到重视,其艺术评价首次超越李白,以至于韩愈专门写诗为李白辩护,提出“李杜文章在”,认为二人的艺术成就实则不相上下。至宋代,理学思潮兴起,“有为而作”的价值观成为新的批评语境。苏轼虽赞其才,却亦指出李白诗“少义理”。李清照甚至批评李白诗歌“多醇酒妇人”,多应酬之作,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这一评价的转向,并非李白诗艺的升降,而是丈量诗歌的那把“尺”已然更换。
更具启示性的是陶潜的命运转折。南朝钟嵘《诗品》仅列其为“中品”,唐时亦未臻一流。然而入宋以后,苏轼一句“李杜不如陶”,竟将陶渊明推至“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美学神坛。这一经典化过程,并非由于陶诗文本发生变化,而是宋代文人所追寻的“外枯而中膏”理想,需要陶潜作为载体。同一时代,既能对李白有所保留,又能将陶潜奉若圭臬,恰恰说明所谓“标准”,不过是特定文化需求在诗歌领域的投影。
李陶二人的艺术价值,从来不由某一时代的单一标尺所决定。李白是盛唐之音的极致绽放,陶潜是宋代美学的理想化身,他们都在后世的重新解读中被不断赋予新义。他们的接受史向我们揭示:诗歌评价不存在绝对、恒定的标准,只存在不断被建构、被推翻又再重建的审美话语。真正伟大的诗篇,恰恰是那些能够向不同时代敞开、容许多元阐释的作品——它们不证明标准的存在,反而一再印证标准的不确定性。
————2025.10.27 |
|
大牛,别默默的看了,快登录帮我点评一下吧!:)
登录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