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刊的先锋内核
--兼谈《第三说》的创办
康城
一、《第三说》的创办
莹光粉在黑暗中涂抹会发出幽静怪异的光，有些记忆就是莹光的材料，放久了也不会生锈。记得1989年我和曾毅和一班文友办报纸《向野》，遭到审查，当场就有同学和我们划清了界限，这个举动和“文革”相比肯定小巫见大巫，但这仍使我至今对人性的脆弱和毫无人性心有余悸。1992年我在福州大学寒星诗社任主编，出钱印刷了上任编辑一份没有定下书名的诗社成员集子，印成考卷一样开本，到后来也没有剪裁，用钉书机装订，后来才想起这应该是一期刊物，不是诗集。大学毕业后我跑去做生意，这些积累都耗费在开了三年的书店，1999年我编辑印刷了南山书社11位诗友们的诗文集《3月20日》，算是纪念。2000年8月编辑印刷《漳州7人诗选》，这本诗集是两年来全国各地诗歌合集的先锋部队。到2000年底我决定编辑《第三说》诗刊。可以说，编印一份坚持自己诗学观点的诗歌资料和诗友们交流一直是我的心愿。
《第三说》2000年卷的后记已经讲过了诗刊编辑的情况。谈了编选的诗学取向，认为必须以语言为标准，能够在语词的运用上大胆组合，制造出奇妙的效果，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排除了道德、伦理、社会反响等因素的干扰，我们关注的是诗歌！正如“第三说”这个名字（取自安琪的一首长诗标题）所呈现的，我们要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表达方式。编选主要以《第三说》网站为基础，选了论坛和网刊上发表的部分作品，其中像70后诗人中的燕窝、刘泽球、简单、孙磊、王敖、颜峻、阿翔、谢湘南、范倍、巫昂都是在网上约的诗稿，而远人、曾蒙、黄礼孩、徐南鹏、余丛这几位都是老朋友了。另一个大栏目《诗歌战场》里其实是收获季节的晒谷场。王家新是诗坛宿将。余怒、安琪、李德武、林茶居、马永波、森子、桑克、王明韵、伊沙、刘伟雄、浪子、王顺健、格式、莱耳等人都是目前中间代里的风流人物，这几位诗人诗作都有独特的艺术指向，并且都有关心的领域。柔刚诗歌奖的稿件是安琪和柔刚先生联系后确定的，并且成为刊物的一份重要资料。整本诗刊有一个内核，就是先锋！这是我们想突出的。
从各个侧面看每份民刊都有几个重合的过程，有一个生理过程，一个心理过程，一个诗学过程。表面上每份民刊都有一个诞生到停刊的过程，有的又复刊。因人而异，因人员变动，或因财力经济限制，这是生理过程。每份民刊背后都有些复杂的挣扎过程，安琪的文章关于《第三说》也写了编辑这本诗刊的甘苦。诗学过程则逃脱不了初期的诗学突破，以异端的身份出现，对现有诗歌风格和趣味进行反叛，写出被认为不是诗的诗。从言行激烈，到被接受，到诗歌观念成熟，在官刊上发表作品，产生更大的影响，有的探索停滞了，又再次成为新的束缚，开始对别人的诗说看不懂，不接受别人的诗学观点，以至于后来“成为被打倒的对象”，离开先锋的位置。
心理历程也是从浮躁到稳定到固守一隅，编辑者和入选刊物的作者们都有复杂的心理。而《第三说》是本新的刊物，编辑明白这点，保持活力是诗歌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我在《语词的秘密》一文中曾写过诗人是早已指定并已被原谅的负债者，现在我更认为诗人是人世间的幸运者。
二、重提民刊的先锋内核
在这里我想重提民间诗刊的先锋立场。并且要说，先锋是民刊的最突出的特性，是民刊的内核。如果不是，民刊可能毫无意义，会成为一个利益的小圈子，成为诗歌的黑社会，一个烂泥塘。
先锋这个词近几年用得少了。前一段时间看到诗评家唐晓渡先生编选的总结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先锋诗歌》一书。虽说是总结90年代，但提到的基本上是80年代就已出现的先锋诗人 ，也就是通称为“第三代”的那批诗人，所以他感觉先锋在90年代不复存在。事实也是，唐晓渡关注的这批人已在走向成熟和稳定，不过他的表述是认为先锋诗在90年代已经历了某种转变，比如开始注重中年责任感和孤独的成熟等等，而这些实际上是80年代那批诗人发生的转变。诗集入选60多位诗人，而在90年代已有相当丰富写作实绩的现在所定义的中间代诗人只有6位入选：桑克、西渡、伊沙、朱朱、臧棣、侯马。这并不是说明中间代诗人的写作在90年代实绩并不突出，而只是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样是谈90年代的诗歌，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几乎完全不同的场景，其实90年代的诗歌在中间代诗人中仍然具有鲜明的先锋气质！如果可以说第三代诗歌是现代主义诗歌，中间代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范畴。四川的诗评家杨远宏先生发表在《第三说》上的评论《90年代诗歌中的叙事与知识分子问题》明显比较深入现场和具有真实感。所以我认为安琪和黄礼孩编的中间代选本具有整理和推介的作用，实际上也很有必要。当然这是个人看法，说推荐也很牵强，因为这批人的诗歌成就在诗界已几乎人众皆知，只是当时未形成合力而已。可以说《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是近年来总体质量上乘而且编辑体例相当优异的选本。
先锋一词近几年有点面目模糊了。有的人把先锋和时尚混为一坛，另一种是有的人不认为有先锋了，2002年元月1-6日在福州举办的“第十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有过讨论，有诗人认为不知道什么是先锋，言下之意是没有所谓的先锋。
那么先锋诗歌究竟还有没有存在？在2000年之后还有没有存在先锋诗歌？在1986年两报大展之后和2000年中间的这15年有没有先锋诗歌存在？
三、先锋诗！
让我们看看先锋诗歌一词。同样具有相近意思的还有探索诗和前卫、另类、实验等词汇。王家新先生和唐晓渡先生曾编过一本《中国当代实验诗选》，采用的是实验一词。
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探索诗集》，收录了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韩东、于坚、廖亦武等五十余位诗人诗作，诗人邵燕祥在序中赋予探索一个崇高的字眼，他说：“一部诗歌史，是各个时代在诗的领域（直到诗与别的文学体裁的边界，以至涉足于诗的‘外星’）进行探索的历史，是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不断进行创新和开拓的历史”。
而在陈超先生1989年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中，更是直接对探索诗尤为关注，陈超先生明白的说：“我心目中的‘探索诗’，是那些展示个体生命和通过个体生命揭示生存的诗；是那些不主故常，对传统采取反叛或整体性包容后的超越的诗，是那些唯艺术本体论的，倾向于内倾和直觉的诗；是那些探求生存和语言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诗，是那些具有生命哲学意识或对东方神秘主义风采进行重新‘加入’的诗；是那些对汉语言进行深层把握和某种新变构的诗……”看，探索诗是多么令人振奋。同时陈超也不客气地说“我认为，人们可以予他们‘读不懂’这本书中的一些诗，但不能据此判定这些诗是‘故弄玄虚’……不妨再进一步说，一个色盲的人不敢妄评绘画的色彩，那末一个对现代诗几无修养的人又怎能妄议它们！”当然陈超也谈到诗歌写作探索的双重可能性，“我只取其正极的意义而言——事实上，诗的本性就是‘探索’，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的成功，这个流派诗群的价值已经可以充分肯定了！”
我现在用“先锋”是更直接地取探索诗和先锋诗对当代诗歌写作、包括文学的影响，它在当代文学中的第一次出现，一些写作方法和表达方式，形式和题材方面上的新和引领。简单的说是处于新出现的位置，所以我更乐意用“先锋”一词。
2001年在福州举办的“第十届柔刚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诗评家陈仲义认为，先锋有90％失败，有5％成功就可喜了。从理论上讲，先锋的意义一个是新的质，前代人和同时代人所没有的东西。先锋诗的某些质素被接受满足后退入了传统的阵营，这时又有新的尖端出现。有时我想写作真是件残酷的事。欧阳江河在那篇被人引用达N次的《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曾残酷的说，一部分诗歌写作失效了，我理解为指的就是一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写作在方向上已经失败或者已经有好的作品出现，而使那种方向上的实验和实践不再有探索意义了。
另一种是行为上的先锋，敢于向传统、向已不再有探索意义但仍在诗坛上的诗作的美学和诗学意义大胆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先锋诗的被接受。达达主义者们就是这类行动意义上的先锋，当他们抬着莎士比亚像扔进塞纳河时是何等意气风发，所幸有超现实主义后来的成就，否则都不知道怎么来评价这些行为。70后诗歌写作是新时期有史以来风格最丰富，也最值得期待的时期，70后诗歌写作的潮流是非常壮观的。70后对语词的推崇，对诗歌写作中日常主义的烦琐、萎琐，知识僵化的强烈质疑，成功地打破了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形成的阅读和审美惯性，开始了汉语诗歌写作新的领地的开拓和挖掘。
四、新诗史上“民刊”的先锋性
中国新诗从“五四”以来，就一直处于中国汉语言文学的第一次，所以我认为更可以谈诗的先锋性！五四以来的第一本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诗集名字开宗明义地说明了白话诗是写作的尝试，新月派的徐志摩等人的现代抒情诗歌，诗歌主要集中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现代派戴望舒等人的诗歌主要发表在《现代》和《无轨电车》上，这些在当时是由书店出版的，但其编辑和出版的情况实际上等于现在的民间诗歌交流资料。“在诗的题材、体裁、意象的组织和表现以及诗的情绪方面不但同“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大异其趣，就是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和以徐志摩和陈梦家为代表的新月派诗歌也有所大的不同”，“它们有些打破古典诗歌的特征（1）不用韵（2）句子段落的形式不整齐（3）混入一些古字或外语。（4）诗意不能一读即了解”（见《现代诗综》江西人民出版社）
四十年代的九叶派诗人以《中国新诗》为结集。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三本诗刊，纪弦自己掏钱出来维持《现代诗》，洛夫、痖弦、张默创办的《创世纪》，覃子豪、余光中等人创办的“蓝星”。这些刊物实质上等于民刊，是个人出资编辑的刊物。到接下来70年代、80年代的《今天》《非非》《他们》《倾向》等等刊物都是一个时代先锋立场的集结。
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在中国诗歌写作中起了借鉴并融入、增加了新诗的表现手法、创作手法，使中国诗歌创作更加丰富多彩。开始了中国新诗的探索之路。一代代下来任何时候都有先锋诗歌，轻一点说，先锋诗歌是现代诗写作的活力和源泉，重一点说没有先锋诗歌，诗歌似乎不存在，文学似乎并不存在。而先锋诗和民刊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可以说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是和民刊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民刊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史，至少具有标本的意义。
五、懂与不懂只是先锋诗歌的问题
懂与不懂并不是所有诗歌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先锋诗歌的问题，存在于诗与普通读者之间，诗与诗人之间，诗与批评者之间。诗歌的先锋性自然是没几个人能进入的。很多人被排除在阅读之外，这很正常，因为确实是他实在不懂，无法进入。
再说诗的解读，前几天刚在网上看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对诗歌大贬一通无法进入云云的文章称诗坛为马戏团，我发现手上拿着两三根棒子耍来耍去的人往往看到的是诗歌马戏团，而对诗歌全身心浸入的人看到的总是诗歌天堂，诗歌金字塔。对同样一件事的看法总是因人而异，鲁迅的性格我并不喜欢，但他说过看同一部《红楼梦》各人各有所取的段子我觉得很有意味。不过“马戏团”一文中说到一点我倒赞同，大意是说现在的一些批评文章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独立的另一篇文章，有时已经离开所批评的这首诗。
诗无达诂，诗歌从古到今都没有人要求诗人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地讲解，那简直是对诗歌的糟蹋，李白说“飞流直下三千尺”“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给它断章取义岂不是胡说八道，请学者解释看看！老陶陶渊明都说了，读书不求甚解也很快乐。试问哪一个读书人总是一个字一个词地看一本书，一边翻字典词典，那怎么叫看书啊！看书是一种享受，别看得那么累。读诗能产生很大的喜悦（可见诗也并非无用），《第三说》诗刊中有些诗大家并不一定看得懂，比如余怒、安琪、燕窝、刘泽球的一些诗歌，但诗歌不单纯是用来看得懂的。语言作为人类的生命符号，无异于可以说一个新的语词组合就是人类一次新的生命体验的呈现，还有什么比诗歌这样让人激动吗？读诗是一种契合，语词的撞击，心境的安抚。并不是为了求知，要不然大家都去看《现代汉语词典》算了。
六、当前先锋诗歌的性质、状况
对抗或对称式的写作、个人写作已不再具有先锋性质，那当前的先锋诗处于什么状况？顾城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我讨厌”，是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不是诗歌中每天写下的太阳两个字给人印象都是新的，都是先锋。因为仅太阳两个字给人印象是旧的太阳，说实在写太阳有新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唐朝诗人李贺写的敲日发出玻璃声一句，我的印象是一个人猛然面对太阳的晕眩，那时天反而有点发黑，同时感觉事物在旋转和破碎，而用玻璃的晃眼和破碎的迅速完成来形容真是太贴切了，我对他的另一个评价是极富有现代感，极具先锋色彩。尽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么写日常生活都是先锋，并不是，如果没有新意，那就不具有先锋意义。例如海子的诗歌，麦子当然是每年都在出产，但只有海子才写出了麦子的诗意，当海子说“绝望的麦子”时，当海子说“以梦为马”时，多么奇妙的诗，从未有人如此对待梦和粮食。那么海子是一个符合先锋意义的诗人。
当前先锋诗歌的主要状况是民刊和现在网络上极少数的诗歌保持了中国先锋诗的写作。而官刊上无非是先锋诗已被接受后在刊物上发表，某种意义上说，官刊诗的影响一直都是滞后的，它的影响出来的诗歌作者的写作往往处于复制状态，处于失重状态，处于失效的位置。所以有人会说诗在民间。这个问题可能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也是先锋诗歌的命运。
民间诗歌和民间诗人的提法，现在的情况实际上准确点讲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在官刊上发表诗作，或者不在公家单位上班。我曾说现在推出的概念上的中间代诗人基本上都是民刊上写出特色，并得到承认的诗人。也就是说很多诗人都是最早在民刊上发表诗作，因为诗作没办法在官刊上发表（官刊认为这不是诗）在民刊上得到认可产生影响后，官刊才慢慢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官方诗刊是标准，相反，只能说明官刊的诗歌标准的滞后，也就是说官刊的诗歌标准一直处于民刊的后面，处于被动的接受过程。近年的《诗选刊》和《诗歌月刊》则有明显的变化，对诗歌写作的现状非常关注。
七、诗歌写作的先锋性质一直是现代诗的主体性质
诗歌写作的先锋性质一直是现代诗的主体性质。也就是说先锋、探索、创造一词才是诗的性质。现代诗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探索的程度决定的。这个性质，甚至大于诗歌中的其他基本要素。例如生活、抒情、形式、思想内涵等等词汇。而诗歌中的艺术形式技巧的作用和价值又大于其思想内涵。
2000年时我听到余怒说：诗歌就是句子。记得安琪有一次在大学里开诗歌讲座时曾说过：诗歌就是造句。直接一点说，诗歌的句子比整首完整的诗来得重要，我认为这点是强调诗的艺术价值。
有的人老是谈一首诗的思想内涵什么什么的，如果我们拿陶渊明的诗歌，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苏东坡的《念奴娇》人生如梦和老庄的哲学一比，思想上有什么出彩精深之处，没有！所以文学和哲学不必放到一起来谈，也就是说诗歌中的思想内容可以少谈，或者干脆不谈！只要谈句子就够了！我在这里强调的仍然是写作。作为写作者，只要把自己的东西写好。那么文本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想所谓的思想内涵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诗歌作品存在误读的情形，古今中外的诗歌都是这样，作者写的和读者看的不是一回事。
不谈古诗，从五四新诗以来，一直是诗的先锋意义保持诗的定义。从胡适的白话诗徐志摩的现代抒情诗李金发的象征派戴望舒的现代派，无一不是在先锋的意义上凸显并产生影响。我曾在《语言的白色部分》一文中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任何传统形式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可能不是文学”。比如说当前的古诗写作，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欧阳江河提到的写对联，他认为现在谁会把写对联看成是文学创作。那些大多是复述古典诗歌的经验和情境，习惯性的玩赏而不是真切的生命体验，很难在现实生活中交流和产生影响，没有生命活力，实际上这就是常说的“无病呻吟”。
所谓的形式主义者，更多意义在于采用和以往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来真正地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和所处的现实，而不是说只重形式，不知所云，这是对形式主义者看法的一大误区。不只是诗，整个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各种思潮流派反映的就是这个状况：各种方向上的探索，各个方向上的先锋。这不仅仅是现代诗写作的基本性质，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性质！这是民刊的意义所在，个体上是编辑诗刊《第三说》的愿望所在。
2002.02.04
收入2002年诗集《康城的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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