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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读

　假如我再不能写诗
　　金汝平
　　一个美女最大的恐惧是容颜老去，一个诗人最大的恐惧是创造力丧失再不能写诗。现在，我就笼罩在这样的恐惧中。仰望着天花板在烟雾里沉思默想：假如我再不能写诗，我还写些什么?生存与死亡折磨过哈姆雷特的大脑，而我的大脑远离那个形而上的命题，目前正困扰于这个更具体、更明确的问号中。
　　假如我再不能写诗，我将写散文。拜伦高傲地宣布：“诗人写散文是一种坠落”，但早已坠落过的我再坠落几次又有何妨?散文的园地谁都在耕耘，我为什么不能伺弄一些花花草草，挥洒一些蜜意柔情?我可以像老男人那样坐在炉边旧梦重温，忘掉一些应该记住的事情，记住一些应该忘掉的事情；我也可以像小女人那样为自己的青春偶像和的小猫小狗嗲声嗲气又眼泪汪汪。散文是自由的，我将自由地编造梦呓和胡言乱语夹在生硬的欧化句子之间，看不懂吗?看懂了还能叫“先锋散文”?我将翻开古代的典籍抄一些奇闻轶事，掉书袋显示知识渊博，发感慨摹仿智者风度。举目四望，写散文的真是多如牛毛，影视明星、退休官员、出租车司机、美容厅小姐，连看守公共厠所的看门人也闭门不出写自己的回忆录了，我写散文难道不是如鱼得水，冷暖自知?
　　假如我再不能写诗，我将去写文学评论。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不批评别人也被别人批评。固然有所谓“口不臧否人物”的名士风度，但玩弄一些青白眼之类的把戏，难道不是另一种更特殊的、更恶毒的臧否人物吗?而且还玩出了千年的美名。赞美别人并不容易，批评要摆脱“泼妇骂街的低层次，更需要才华需要智慧，当一个人以犀利的目光剥下我们的面具与画皮，当一个以理性的手术刀切开我们肉体里的肿瘤，我们承认我们无比痛楚又无比畅快!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那么多作品，评说一番还不容易?对一部作品的肯定和否定，也不是偶尔的心血来潮。它源于内在的一切：审美观念的差异，思想倾向的冲突，还有更难以解释的趣味上的格格不入——你喜欢萝卜我喜欢白菜，你喜欢喝酒我喜欢喝茶，你喜欢下围棋他喜欢下象棋而我什么棋也不下看着你们厮杀得难解难分就感到无限滑稽!我想，就是这根深蒂固的人性的不同，迫使一些热爱文学或不太热爱文学的人赤膊上阵，对一些作品指手划脚一番。“只有能毁灭的人才能批评”，上帝才是完美的，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局限。浪漫主义嘲笑现实主义的庸俗，现实主义指责浪漫主义的空洞，现代主义拒绝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确立一些经典的“标准与尺度”更是一种梦想。连作家之间的理解也显得无比珍贵，因为他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无法沟通、无法交流、无法欣赏：如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海明威和福克纳、鲁迅和梁实秋、张承志和王朔。卡莱尔曾这样别具一格地评论歌德：“歌德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天才，也是三个世纪以来最大的蠢驴。”多年写诗磨利了我锐利的眼光，训练了我指点江山的激情，我将诽谤已故的大师，我将攻击活着的作家，但我必须吹捧自己的朋友，因为他们在我写诗的时候也吹捧过我。
　　最后，还有“第三条道路”。假如我再不能写诗，我将什么也不写。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偶尔在梦里依稀可见当年的刀光剑影。记得鲁迅在小说集《呐喊》自序里说道：“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然而，我知道，这无法完成的诗已经戕害了我，扭曲了我。我可能变得平静如死水，也可能变得不近人情，我可能变得宽宏大量，也可能变得尖酸刻薄，我将嘲笑那些继续写诗的人是白痴，是被时代抛弃的人。对着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诗，我会居高临下地说,一边慢悠悠地朝烟灰缸里弹着烟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干什么，能发财吗?有价值吗?有意义吗?你能写过但丁歌德吗?写过莎士比亚吗?你能写过普希金惠特曼雪莱吗?你能写过艾略特庞德叶芝吗?你能写过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吗?不用提这些大师,你能写过我吗?”当他低下头,默默无言，我的心中充满了卑鄙的快感。
　　

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不批评别人也被别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