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天眼看世界
——康城先锋诗歌当代考察
柯友珊
认识康城从模糊到到清晰，整个认识过程是个深入其思想底线，诗歌书写探索技艺底线的过程。70年代出生的康城同样和我一样焦虑，这种焦虑是写作上的焦虑，一种急于突围、突破诗歌围城、写作重新布局、重新打造一个全新诗歌形象的焦虑，在其诗歌写作上尤其明显，其诗歌思想有当代先锋诗歌艺术色彩，他努力靠近当代先锋艺术的思想本质，其思想表现为先锋、敏锐、零碎、散式、碎片化、焦虑、惶恐、怜悯、清醒主义者色彩，可以说他在突破诗歌围城过程努力打造、复制一个福建版的余怒，他前沿、探索意识，与漳州漳浦死亡派诗群意义有所不同，诗人康城更注重与当代先锋艺术意识思想接轨，其注意思想尽量通透，其诗歌思想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下面就对康城现成的先锋诗歌语言艺术和思想艺术进行剖析，其突出的写作特点进行全方位展示。
一、接轨当代艺术思想先锋意识，努力打造先锋诗的前瞻意识。
当代诗人有点象飞蛾，前赴后继扑向诗歌写作的光明之火。其呕心沥血、其悲壮勤奋程度不亚于推巨石的西西弗斯。诗人康城就是这样一位努力创作，又有天赋的70后诗人，早期的康城在漳州死亡派诗群强大的阴影下强大的磁场吸力，不免带有写作共性色彩，康城跳出统化共性的窠穴，另辟蹊径，让自己的诗歌面目变得清晰，独立性，独立性是一个当代诗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考察康城众多诗歌，发现其比较满意的诗作是《白色水管》，并以白色水管命名一部诗集。白色水管作为康城诗歌主意象、核心意象，白色水管作为现代建筑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其带有死亡、睡眠、冰冷等象征意义，作为建筑材料的白色水管有点象人体的血管，康城选择白色水管，意图想抵达当代生活思想的核心位置，《白色水管一给冰儿》，分六个片段，从白色水管的梦、时间、视线和语言、思想、独立、到最后破裂，用白色水管意象象征着现代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还有更多类似现代生活场景的，比如《废弃的高压变电箱》，变电箱可以是现代生活中的物象，到诗中延伸为精神生活的意象，对当代精神生活的抚慰和凭吊，其疼痛感可以感知；再如《屋顶上的旧轮胎》，轮胎是当代车辆不可以缺少的物件，旧轮胎不再运转，奔跑，而成为生活弃儿，诗人不单单写一种纯粹的生活，而是写精神生活的运动状态，当生命停息，与旧轮胎同样的命运，带有怀旧，带有缅怀当代精神的性质。诗人康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物象作为意象，广泛进行涉猎，进行当代精神剖析和人文关怀。
但值得注意一点，行为主义不等同于当代精神，有些诗人行为主义是荒谬、滑稽的，热衷于行为主义，有点哗众取宠的感觉，有点急于求成的意图。虽然康城也努力将当代艺术作为切入口，《米隆画选配诗》、《组诗读冷冰川画》等诗，只触摸到外壳，并没有深入其内核；《对一起行为艺术的非实况叙述》、《三则行为艺术简述》等诗，没有透过行为艺术现象看本质，没有更深入透彻的挖掘，如何通过诗歌语言艺术揭示人类灵魂深处，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学习余怒，如何把握语言的歧义等艺术手法，抵达当代人灵魂的核心部位。所以，那些看似弄巧成拙的行为主义，可以说是探索和实验的，但有时候更是语言之外身体艺术精神反搏，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磁场，是无法消化其精神实质。诗人康城解释说，“行为艺术强调偶然性，是不能确定解读的，从物作为主体到人参与，人可以说是材料，但并不为了做为材料，而是为了动态，为了不确定性。要抓住行为艺术表达什么，只能同样表面，朝向行为本身，朝向事物本身，往这方面去对应。行为艺术和诗歌一样，都是所有的表达就是在诗歌里，在诗歌本身，在行为艺术本身，直接的震撼，不是解读能代替的。”
二、关于仿写和超越，如何让自身的诗歌和思想再生状态。
余怒现象是当代先锋诗歌不可绕过的一种精神现象。他的诗极具先锋意识，诗的语言极具精神力量，一般诗人是无法仿写，即便仿写，也无法让诗具有同样的精神品质。诗人康城在探索、实验过程中，从对余怒的诗欣赏，到热爱程度无以复加，《替身——为余怒而作》，写和余怒书中诗中相识，到现实相识，到送别，精神上的神交。整首诗一气呵成，最后，康城感叹道：“我们合影，在桌面的玻璃板下/一个人被挤压、固定/等待一声叫喊/把你从相片中分离出来”诗人康城和余怒相识于2000年，那年信息高速公路正启动，也是诗歌借助网络快速飞奔的时代，诗歌的浪潮迅速掀起，70后康城正是在那种背景进行网络诗歌写作。有人借助网络的东风迅速成名，那个时候的诗人浮躁的太多，能够潜心写作比较少，康城也担当起第三说诗群的一面旗帜，颇有江湖大哥的义气，寻找自己的独立思想，寻找为诗歌生存的精神迫在眉睫，诗人康城的诗无一重复，康城没有出逃，一直在漳州守望自己，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守望自己的诗歌，70后的诗人就这样进入中年，一直保持人格的独立，精神的独立，至关重要。如何将语言秩序、内心精神秩序，用诗歌平衡术，进行艺术化、思想化、科学化，是个极其漫长的领悟过程。如何站在思想的制高点，对诗歌语言的新鲜表达，是当代先锋诗极具难度的命运。诗歌语言和思想的突围、突破成为当代先锋诗人刻不容缓的使命。
诗人般秘良多简单将诗歌语言分为三类：符号语言、心理语言、分子语言。在笔者看来，分子语言，有点牵强附会，诗歌写作，诗歌语言运动过程就已经包涵用语言符号，调动心理进行精神思考，表述的过程，而表述的过程，就是诗歌语言作为分子，甚至是微粒子，进行精神运动的过程。而真正的诗歌写作的精神运动，应该是思考在前，思大于言，在场的场景激发思想的潜能，语言通过后天学习，先前种植在脑海里，再通过人体磁场感应和物象、场景磁场感应，碰撞、激发的过程，符合精神运动学。那么当代诗人应该在诗思的过程，进行改观，这方面在古代文论《文心雕龙》有所畅述。诗人余怒在诗歌语言表述上，对语言运动轨迹进行作了异化处理，对诗歌语言的歧义、多义性进行破坏和重设，用诗歌的方式进行思维重组。诗人康城单单在物象、意象方面进行描述和思考，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当代诗歌写作是件苦力活，它将耗费我们巨大的脑力和精力。
诗人康城说：“谈到余怒，我敬佩余怒。肯定有影响。我是有一个看法，一个人可能受到的影响非常多。早期的阅读对我产生震撼的是狄兰•托马斯，很多人都读过，那种通过绿色茎管催开花朵的力。非常强烈的精神，语言的风暴，读狄兰的诗会被卷上半空。狄兰•托马斯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还有帕斯 ，是超现实主义在美洲的影响，还有沃尔科特，美国的后超现实主义，就是勃莱，默温这批人，都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诗人康城对诗歌语言抱有雄心和远大天赋的，靠他敏锐的语言嗅觉去捕捉现代精神的天线和核心部分，后天的努力和领悟分不开，伟大的思考将贯穿他精神的成长。
诗人余怒提到,“康城是对语言与世界的既有关系抱有深刻怀疑的诗人，由此，词语变成了他质疑这一关系的最小单位，在他对日常生活的呈现中，我们总能看到他通过一些被割裂了因果链之后的词语并置体现出的这种意志。然而，如果因此称他为‘语言诗人’的话，却又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他对语言关注的同时，他仍然具备着生活真相的隐秘揭示者的身份，而且这种揭示在他的诗中占有着重要的比例，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但遗憾的是，它还是常常被忽视。故而，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他。”
三、关于怜悯一词，作为精神底色，贯穿其诗歌灵魂
怜悯并不是可以奢侈到遗忘的词，怜悯是古今诗人必备的品质。在康城诗中我看到更多疼痛、无声的呐喊，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不可能无视民间的疾苦，感应爱国爱民的情感，在这一点，我感觉康城是很优秀的，《鱼骨沙洲》和《腊州村》等诗，关注海洋生态，诗人在诗中大声呼吁人类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鼓浪屿，台风过后》一诗，对台风破坏生存环境的疼痛和内心抚慰，对人类生活的精神怜悯，溢于言表；《洪水》一诗，对自然灾害的生存思考，对人类的人文关怀。《毒药或新鲜空气》一诗，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思考，诗人直面痛点，不遗余力。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在生活中无法回避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怎样对其进行思想剖析，进行精神建设，对国家对人民是百利无一害的。
相对于余怒的诗，他慎用怜悯一词，更注重深度表达，诗人康城直接了当，直面是否语言更有杀伤力，值得商榷，但对于精神层次，两者一脉相承，只是表达的方式，余怒精神更内敛，更能感觉到精神的力度，余怒诗中“我一生在反对/水泡冒出水面”精神的泡沫，还是灵魂的废墟，极难猜测，更具隐喻，难度写作，又是康城极富挑战的一个写作跨越，时不待我，只有终身做一个诗歌的仆从，终有一天，诗歌的光辉将照耀一切。
简介：柯友珊，1974年10月生，1995年6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在国家级刊物《诗刊》、《中国校园文学》、《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诗歌月刊》、《诗潮》、《厦门文学》、《泉州晚报》、《泉州文学》、闽北日报、合肥晚报等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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