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诗学拾贝
大枪
1.“缺口在那里派生希望。”这是俄罗斯诗人阿尔卡季•德拉戈莫申科的一句诗。对每一位诗人来说,在他的人生和诗歌际遇中,就有这样一个“缺口”地标性地占据于视觉之中,给予提示和指引,同时树立与外部世界的勾连。诗人诗作的一切精神指征,都是这个“缺口”投射在其诗性轴心上的影像,反之,诗人又作为“缺口”的代言人广泛存在既定地域,他们之间有同一种紧近的亲缘关系。
2.诗歌中“神祇意象”的存在,从文化层面加深了人类对生命过往、现在、未来的考量和探究,带来了根源性影响,这在人文历史早期宏篇《诗经》中就得以崭露。魏晋唐宋以降的诗歌更是使“神祇”意象丰富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属唐代诗人李贺,他短暂的一生写有大量神祇诗存世。而从二十世纪迄今作为文人新宠的“新诗”体裁,并没有使神祇这一文化意象被冲淡或凋敝。很多新诗文本都能捕捉到其广泛的存在感。诗人昌耀对“神祇”意象的介入也已经到了着迷的程度,他的诗总是徘徊着“神祇”的影子,“神祇”令他回归个人的写作原乡。 3.加拿大诗人蒂姆•利尔本说:诗歌是我们以情人角色了解世界的必然之举。如果一位诗人能够以情人角色对自然、亲情、命运和生命本质进行亲验与哲思,以情人角色完成对庸常生活的自觉沉潜、顿悟和拷问,并以此构建个体诗学谱系中的“情感”部分,那么,这种带有性别差异的异质情感和“私密”内涵的“情书式”抵达,注定会打上诗人和自然与人世互为镜像的恋人标签。诗人也会以其灼热体察来孵化这一丰富的感官世界,并对此予以诚实记录。
4.诗之为诗,拆解其字,意为“寺之言”。所谓“寺之言”,无外乎禅意、隐意、深意、旁意、意会等等,像偈语,不会直接说出,而是让“有缘者”去“融会贯通”。也就是说,诗歌创作不要自证其是,要给读者留出理解空间和再创造空间,让读者深度参与其中。这样的诗才会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张力,才能经得起推敲和咀嚼,才会让读者“食诗而肥”。
5.诗歌提倡日常性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你的日常性不能同质于他人的日常性。作为独立写作个体,你只能是“最特别的那个”。你的日常经验对应到文本创作上必须忠于自我的“英雄主义”,贴上你的标签,具有“你”的“产权”气质。这样的诗歌,才是具有独立身份标识的诗歌。
6.我认为围绕“意象”这个重要诗歌表征来分析诗人在创作中的演进不失为一种明智和有效方式。“意象”元素作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固有概念,早在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就有表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明确指出意象塑造是作文的首要方法。至晚唐,司空图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诗论著作《二十四诗品》一书中,通过各种意象化的表达别开生面地对诗歌进行了一次系统且形象的美学归纳。及到现当代新诗的衍盛,“意象”更是被广泛应用,成为诗界当之无二的宠儿。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就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中丰富、含蓄、形象、跳跃的意象影响,创作出大量的意象流诗歌,成为二十世纪早期西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上述部分无不说明“意象”在古今中外文学创造中的重要属性,特别是诗歌文本中的重要属性。从某种层面甚至可以说“意象”成就了诗人。一些特定、典型的诗歌意象由此成为诗坛重要诗人的身份标识。“意象”元素因之成为诗歌创作中卓有成效的“一见树木,即见森林”式的艺术呈现。
7.一般而言,一个诗人出生、成长以及工作、生活的栖居地,就是其诗歌的终极母体,是其基础、根系、立命之所在。完成对诗人的地域身份认定,是分析其人其诗的重要路径。从发生学角度而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探本穷源,了解诗人在诗学修养和文本创作上的脉冲宽度。
8.“微信群写作”和“朋友圈写作”无疑会成为新诗写作在很长时间段内绕不开的态势和阵地,这种建立在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快餐式文化消费必然会以常态呈现。“E时代”带来的文化粗粝与随意性,以及接近于零成本的便捷、快速传播方式,都将把新诗带入高铁轨道。这最终会定格为载入诗歌史册的大事件。可以预见,这是新时期诗歌激动人心的开端,属于新诗的“好日子”真正来临,属于新诗写作者的时代真正来临。但又不能过分膨胀,经验证明,浮躁和急功近利,往往是这种状态下的衍生品。这需要诗人自觉加深自我诗学修养,需要沉淀、去蔽,需要“去物质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新诗的“繁荣”中领受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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