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瀚：人与诗的重量
——我所知道的诗人韩瀚

陈宁

       大舅韩瀚驾鹤仙去，云里光里又是另一番逍遥。
　　他原本就是个散仙，也没有分别之心。旧朋老友，重聚云汉。时空无碍，梦想尽现。
　　我也喜也悲：喜其解脱，悲此阔别。眼泪，由它自个儿流吧。
　　我不想写悼词，也不想写祭文。人的去留，都是瞬间的事。有，是重要的；在哪儿，并不影响我们相互间的存在。有他，就会想到他，就自然回放出和他的情景，一幕一幕，层层叠叠。过去、现在、未来，在大时间里，原本无所谓。
　　年初，我们在上海的护理院为他庆了八十六岁寿诞，小舅、舅妈、前大舅妈及他的儿女都过去了。
　　
　　
　　我这个外甥跟这个舅舅，关系有点特殊。我妈有洁癖，从不让在外面乱吃东西，他是第一个带我在西瓜摊上把西瓜砸开来，掰着吃的。自此，我可以和他一起去分享、尝试、感受、也可以闲谈、深究、辩论，不别尊卑，他的学识修养使他自然成为一位明师，但他的态度却始终像一个平辈的长者——是可以一起玩的。
　　我中学寄居他家，受他影响极大，尽受了那个时代不可能得到的中国文化、艺术的全方位、高规格的广泛熏陶。他对艺术中味道的追求，开发了我的味蕾；但他用诗句作为对它们的终极解释，却没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他刺激我用了半生的精力在学术上完成了对艺术虚部的定义，那的确是一个感得到、看不见、又最终起作用的东西，它确实如诗一般妙不可言，但同时又有着中学生能懂、小学生能用的具体、实在的科学内容，可以让原本物理的艺术直接作用于生理和心理，使人人都成为艺术家，抒发美好，宣泄积郁，长保健康，造福人类。我由衷地感激他给了我根深蒂固的基垫。
　　他癸酉年腊月十五（1934年1月29日）出生，在山东省苍山县的车辋镇，他们都叫“车辋街”。韩家是车辋街的大户，院墙极高，院子四角有炮楼，所以抗战拉锯时，谁到了都抢先占据韩家大院。他祖父韩继五写得一手很有修养的苏字，不让翰林（镇上还有个翰林苑）。父亲韩徵臣早逝，母亲刘杰（幼名焕美）因是县妇救会长，遭鬼子通缉，便将财产捐给革命，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南下，几经辗转最后到了上海。一路上做实业，办工厂，地上地下地帮助着抗战。那是一个极有内涵、有心胸的伟大女性，那个时代的一个农村寡妇，能骑着大马游走四乡，街头村口桌子上一站就开讲，号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拿枪上火线！团结起来打游击！”听她讲述的那种豪情，现在回想起来都泪目。她一生有三个梦想：办实业、办教育、写小说。自己没能实现，三个孩子却为她圆满了：小舅韩晓臣是个实实在在的企业家，妈妈韩晓杰做了一辈子校长，大舅也写出了名堂。
　　
　　大舅自幼聪颖，四岁时，家塾老师出“孙庞斗智”，便能对“廉蔺结仇”。每到过年，满镇上的春联皆烂熟于心。老师走闺女家都带上他，一来可以显摆一下神童学生；二来他太淘气，镇上出了名的淘，搁在塾里不放心，非整个天地翻覆不可。淘气的孩子都聪明，他还好学，零花钱里省吃减用去自己买本字典。老大是女孩，老三还小，严格的家教都落在他头上，姐姐犯了错，也得他顶替挨打。没考一百分就要罚跪，说今天考试可能犯了个错误，就当晚先跪了，第二天却是105——第一个交卷加5分。
　　他1949年参加了革命，在华东粮食局上海储运处、芜湖储运处当过干部，也当过蚌埠第四中学的青年团书记和青年团蚌埠市委的干部。1960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就在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作记者、编辑。这都是在我之前的故事。我进入他的生活是外文局的后期。
　
　　文革中，我们家下放泗洪县，他去看我们，车到了双沟镇，因为大雨不能前行，他便在旅店住了一宿。说是有虱子，采取一级战备睡眠，将所有衣服用皮带吊在梁上，始得幸免。第二天，光脚走了50里泥路才到我们家。回程过四道河走盱眙，说是还作了首诗。我拿着《毛主席诗词》问妈妈：他写的是哪一首？
　　应该说从我生下来，姥姥就跟着我；后来我跟着她：她到上海，我就去上海；她到北京，我就去北京，就住到了大舅家。那时小学还没毕业，就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借读。后来回江苏结业了小学，接着读中学，直到毕业。前后六年，这六年是以1976年为中心的六年，是我文化的经历、艺术的经历，也是社会的经历、政治的经历。
　
　　1977年，大舅以纪念周恩来的1200行长诗《写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而成名，便开始了作家生涯。著有诗集《寸草集》、《阳春的白雪》，长篇小说《同窗》、《山鬼》、《多情病患者》，散文集《霜叶在窗》、《难得的苦闷》，电视连续剧剧本《李师师与宋徽宗》（6集，有黄梅戏录像版）、《玄奘法师》，京剧剧本《白求恩》、《梧桐雨》等，还有《韩瀚集》（4册）。散文集《难得的苦闷》获1994年安徽文学奖，《重量》获全国1979-1981年优秀诗奖。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因好友陈登科和萧马辞了外文局的工作，去了合肥，成为安徽省文联专业作家、编审，还做了安徽省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他首先是诗人，写新诗，尤好元曲。散曲深得赵朴初喜爱，还抄录这位小朋友的作品相赠。赵朴老偶得弘一法师两件书作，即馈以“清净庄严”。他的古诗也好，文革期间有赞鲁迅句：“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常被引为主席诗。他的很多诗都是那时陪着他磨出来的，经历过很多版本，所以今天也能张口即出。
　
　　他常说诗是功课，书、画、印却是深爱，因而也造诣深厚。《韩瀚集》第4册饶有收录。
　　字从小练颜鲁公，后喜王羲之、赵孟頫、文征明，也写隶篆，篆书常用左手。虽不乏碑的沉稳，但更多文人的随意。文革中，日本人说中国书法自唐宋而后便东移扶桑，当今再无书家。他冲冠一怒，在《人民中国》1973年1月号把中国当代书法呈现日本，反响极大。国内也因而成名了一批书法家，其中如启功、林散之等。林先生因青山杉雨的“草圣遗法在此翁”被称誉为“当今草圣”缘起于此。启功先生风趣，常说：“要不是1973年朱壁（韩瀚笔名）同志把我的字拿到《人民中国》发表，写文章吹我，谁知道启功是书法家呀？”《人民中国》60周年展出的藏品大都是他当年的收集。他去沈从文先生家，见先生拿乾隆蜡纸练字，练完就扔进字纸篓了。临走时便说愿帮先生倒了字纸篓，一番推辞，明白意思后，先生又专门为他写了字。当然，字纸篓也让他倒回家了。那随手习练的小章草极其活泛，不可多得，他喜爱之极。
　　
　　画嘛，画的少，看的多，那个时代的大家，大都是他的朋友。《霜叶在窗》可略见一斑。常常是大家边玩边画，即兴诗书。记得周恩来逝世后，与亚明相聚，亚明画苍松折枝，他题诗曰：擎天老干忍崩摧，海哭山号动地悲。莫道乱云能蔽日，松涛滚滚唤风雷。黄永玉也曾背着纸笔彩墨到家里，一画一天。床头挂了多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那天的杰作。看得多了，自己偶一落笔，竟很见功力，亦彩亦墨，古今不拘，中外混成，都饶有意趣。画幅山水，出了陆俨少的笔意；宽笔重彩，有马蒂斯的感觉。家中收藏甚丰，但取舍苛刻。朋友有言：进美术馆易，进韩瀚家难。那时在家里挂过的小朋友，后来都是名家。
　　
　　五十多了，突然开始治印，大气磅礴，不拘一格，既有先秦古鉩的古朴疏朗，又有齐大单刀的恣意张狂，有章法而无定形，随心欲而不逾矩，仿佛得到了什么昭示不能自已，把全部的艺术修为都凝聚到了这方寸之间。他有很多我老师大康（康殷）先生的图章，有一方6-7毫米的方形牙章“韩瀚”，朱文秦鉩，宽边细字，尤为精致，且一面两行刻了他自己的《七绝》草书边款：“昔蒙散木谬推论，小印能追万古魂。前辈飘零余颇老，勉抒老眼刻朱文。”康先生有印“不识斯冰”、“神飞太古六千年”，先生古文字的造诣令家舅叹服，有文《其人也怪，其艺也雄》，我们共识：其大篆前无古人。他临的《散氏盘》比原文更奇伟。
　　
　　其实他更多的喜好还在戏曲，北方戏曲差不多都懂，尤好昆腔、皮黄。文革时闷在家中，把毛泽东三十七首诗词谱成了昆曲。北昆李淑君一度坚持：戏有改动，韩先生没看过她不上台。京剧是童子功，家中有戏班子，身上也练过。小时候唱青衣，后来当兵进城，人家看一个穿军装的小兵要张嘴，也没在意，没想到小嗓那么漂亮，声惊四座。大学时，正值杨秋玲这代人毕业考试，他就晚自习不上，和好戏的同学，如张允谟、孙以森两位伯伯，天天看他们的毕业演出，后来和演员都成了朋友。《杨门女将》电影出来，他连看了三十多场。几十年后，唱词白口都一字不差。当了记者，有了更多的便利：梅兰芳请他到家里接受采访，马连良给他留票，张君秋给他说戏。（他把酷爱张派的同事卢山介绍给张先生，张太喜欢他了，最后把女儿都嫁给了他。）也曾跟踪样板戏团，有两摞剪报，报道排戏的过程，是很好的史料。后来去干校，因为抽烟把小嗓抽没了，改唱花脸，还写了剧本《白求恩》，用铜锤花脸唱。再后来底气弱了，就唱老生，虽然各路通透，却尤尚余杨。十八张半烂熟于心，老烟嗓子却更适合唱杨，自然苍凉，还有“云遮月”的味道。
　　
　　曲艺中他喜欢京韵大鼓，尤爱小彩舞。《同窗》中让徐悲鸿也听得五迷三道，听了一句“似这般不作美的铃声不作美的雨呀”，说这一个“雨呀”就值一张六尺。游希腊时，每到一个古剧场，都会替骆先生唱几句大鼓。有一个现象：他唱的往往比原唱多点什么，更好听。细琢磨，应该是书卷气或诗意——除了歌者对声腔、韵味儿的把握，还有诗人对所唱内涵、意境的感受，多了场景和气象，必然更加耐听。
　　
　　文人见多识广自然会有考据的嗜好，因为考古结识了郭沫若，家中有不少郭老的字，多是饭后遣兴。结识启功却是从他写了一篇关于陶瓷的文章开始，后来自然涉及字画，人也成了忘年交。（我的学校离他住的小乘巷近，没事就过去蹭着，收益良多。）与南方的谢稚柳也交好非常。因而他的鉴赏力日久也非同一般。挚友萧马（严歌苓的父亲）赠诗曰：
　　韩生癖瓷陶
　　片瓦识前朝
　　寻诗大雁塔
　　放歌洛阳桥
　　慷慨论唐彩
　　浮沉叹宋窑
　　历史无情物
　　岂能乱颠倒
　　
　　赵朴老拍桌子叫停了央视的唐僧连续剧，委托他重写一部。承赵朴老诺，为写玄奘，他重新研读了唐史，且研读了玄奘全译的100卷《瑜伽师地论》，佛学界也算奇迹，可谓呕心沥血。本子出来，首先得到了赵朴老的认可，也赢得文学界、史学界和佛学界的一致好评，甚至趣解了辨机和尚的历史迷案，使这个兼有高僧、淫僧之名、因与高阳公主有染而被李世民腰斩的大和尚得以沉冤昭雪。当年八一厂班子都搭成了，“庄严如神、美丽如画”的男主角也找好了，却因种种原因没有拍成，引为憾事。手中只有半部残稿，当年版权说是卖给了八一厂。八一厂改组后，问了一圈也不知所终。但愿不要埋没了家舅的这一番辛苦和见地。
　　
　　他很潇洒，也很执着。对旗手样板戏的很多具体做法给予过高度的评价，但文革后期却站到了截然的反面，受贺龙长女贺捷生的委托，与范曾、白桦和张锲四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信给周恩来，汇报了文艺界受“四人帮”压制、禁锢、摧残、迫害的重大问题。此事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得以披露，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他们被称为“文坛四君子”。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是很恐怖的，他们随时都会有危险。姥姥知道此事，虽然赞成，却不免担惊，说她一听到外面有汽车声，心就发抖。最后，他去黄永玉的湘西老家避了一段时间，写了他最漂亮的一首散曲：
　　半城流水半城山
　　家家在山水间
　　拾级秋草绿
　　举头柚儿酸
　　树丛中挂着个小庭院
　　
　　为纪念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宁死不屈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志新，他写了组诗《贴在刑场上的传单》（《清明》1979年第2期），其中的《重量》广为流传。艾青在大会上说：都说新诗没人背了，好诗一样能背，当众背诵了《重量》。他听后热泪盈眶，说：从来都是我们背艾青的诗，怎么可能老艾青背我的诗。当年有诗人提议：《诗刊》应该一页一个字把这首诗登出来。
　　《重量》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后来，我两次邀他游欧洲，他非常高兴。“栖柏林，走巴黎（为了多看走得腿打软），闯罗马（自己去的），新鞋踏破慕尼黑（是新鞋磨破了他的脚），老眼看花维也纳。”——我为他《远风集》写的跋。
　　
　　在巴黎，雨果家里鞠躬，巴尔扎克碑上放钱，留诗曰：“法郎些许休嫌少，留作我公抵债钱。”罗丹放出来的巴尔扎克多作伟人状，看到他馆里展出的八十多件小稿，我俩突然同时大叫：“这个！”相视无言，那种如愿，释怀，现在想起来都能再释怀一次。有一个小稿，两眼放着贼光——这才是阅尽《人间喜剧》的眼神，这才是洞穿欧也妮·葛朗台的目光。我认为这是罗丹少有的精品，其他的作品都很做作。罗丹在我的系统里是反面教材，为这事我们有很多争议。我觉得他有《罗丹艺术论》的先入为主，影响了他自己客观的判断。他却说我偏执。他在米洛的维纳斯前流连忘返，直说：“通身无处不可怜！”及至看到萨摩斯岛赫拉神庙的女像（我们戏称维大嫂，按说是祖奶奶，比米洛的早了500年），茫然忘言，不知所以。比之维纳斯，大嫂无头，很少细部，然神气俨然，神采四射，令人瞠目无语。你会不由自主地问：这跟人体解剖和雕刻技术有关吗？游过伯罗奔尼撒，瞻仰过雅典，对“鬼斧神工古希腊”的敬仰更是深入肌肤。
　　
　　相比国乐，他西乐听得不多，但与赵沨交好，也没少受影响。影响最多的当是《人民中国》的书记车慕奇。车伯伯自制了一个很大的音箱，放得很响，即使在文革中也照听不误。他有很多唱片，喜欢托斯卡尼尼，我也去听过。后来我让舅舅给他带去几张富特文格勒，他极为喜爱，说别是一番风采，闻所未闻。舅舅坐进柏林爱乐大厅，居然对马泽尔释放微词，说：“漫将马指乱胡评，只见音符不见情。”给他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第三，他本来躺在沙发上，一下子坐了起来，说：“这场景，完全是罗马大战呀！”一通百通，不别东西，他的感觉好，必然说得到位。
　　不管我和他对艺术作品的感觉是同是异，甚至争得不亦乐乎，都是一种乐子。我甚至更愿意说：我和他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乐子，一种延续了三四十年的乐子。从言听计从，到有异议偶作轻声，到分庭抗礼，都是各个时期的乐子。是太难得的乐子了！怀念啊！
　　
　　他晚年得胃疾，或因化疗造成大脑障碍，健康状况日下。妻子李莲珠悉心照料，倾情护理，竭尽心力，使他尽享天年。感激！也感谢我本家一舟兄为他最后时光的全力付出！
　　他还清楚的时候曾对舅妈说，说让我给他写墓志铭。可我觉得：骈四俪六，非我所长，我的文采也不足以再现他的情才。注意了格式，反而会影响我们的乐子。他的历史自有评说。记了些流水账，回顾既往，以慰情肠，或许更是现代人的做法。
　　
　　谨献一联，略绘神采而已：
　　诗书画印各路皆臻妙境
　　曲戏情才一生尽享风流
　　横批：潇洒执着
　　

悦读,浅悟,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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