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夏天，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不平常的，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三年自然灾害”苦难的藤蔓，蔓延至我们五口之家；“大跃进”的树飘落的枯叶，飘落在我们的头上。国家的困难继续困难着，父亲所在的钢铁厂动员父亲要勇挑重担。
厂里的领导以国家的名义，言郑词重富有责任感地找父亲谈话，说：为了解决国家的困难，选你去支农是无上光荣的。父亲没等领导说完就表示坚决响应，倒不是由于领导的话有多大的说服力，也不是领导如口号一般的话语打动了父亲，而是父亲的耿直性格使然。
父亲也没与母亲商量，这种事商量也无济于事 。母亲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带着我们姊妹三人随父亲乘上“棚车”，怀着既留恋又无奈的心情离开了上海。那是闷热的夏天，我们席地而坐在闷热的“棚车”车厢里，满面流淌的不知是汗还是泪。
父亲的家乡没有家乡人来接我们。我们从跳板上颤颤悠悠地走下了“棚车”。那时余姚火车站很小，好像容不下我们“远道而来”的小人物。车站前面的路灰尘飞扬，母亲一只手抱着弟弟
一只手牵着我和妹妹跟在父亲后面，如一群风尘仆仆的的候鸟，来到了对于父亲是故乡，对于母亲和我们是异乡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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