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定安/百定安：艺术日记

百定安：艺术日记

1.只有那些反复争论而没有结论的问题才值得争论；只有那些反复争论而没有答案的问题，才是最好的问题。
2.知识分子的质疑与诘问应该都是彻底的。即，应该同时而且首先要把对自己的质疑与诘问放进去。总是质疑与诘问他人，而不容他人质疑与诘问的，是上帝。
3.应该允许任何人的理论自洽，而不是只允许自己自洽“圆满”。但这种自洽的前提是，他依靠的理论是普世的、基础的、有原则的。
4.我们就活在潘多拉盒子里。不用打开。只是，这个盒子有天花板，而天花板是一面镜子。
作家学习哲学是必要的，它能掘深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再做评论，那就更是一种必须。正如某个作家所说：“好的评论，应该如同好的小说一样，能够激起读者阅读的激荡和思考的风暴。”但是一个诗人应该有能力将哲学语言与诗歌语言分开。这样才不至于使自己的写作沦为“emotion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塞尚在致查尔斯•卡莫安的一封信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纯思辨理论的讨论中往往会迷失方向”。在这里，“一个人”指的是艺术家，而非哲学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格蒂耶认为“波德莱尔具有精微、复杂、擅长推理和诡论的气质，即，他比一般诗人更富于哲学性”。但是，“当波德莱尔沉浸于自己的创作中时，不管是自觉抑或不自觉地，他还是遗忘了他的体系和诡论”。波德莱尔很可能无法明确解释这一现象，但我认为，他凭借的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自觉。
多多说，诗的本质是抒情。而且一首诗最好不要超过十行。至少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应该经常进行短诗训练，以养成写作的节制。一个写短诗的人写长诗，肯定要比一个写长诗的人写短诗更有质量（更不要说如今长诗更像组诗）。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诗人枫舟的那句话：“让你的短诗有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的分量”。

试举几例：

1. 黄灿然：《因为悲伤》

在中环地铁站，一对老夫妻
用普通话问我去东涌怎么走，
我温顺地——几乎是孝顺地——
陪他们走十分钟，给他们带路。
他们一定以为遇见到一个好人。

而我只是因为悲伤。

2.臧海英：《长明灯》（？）

给长明灯添了灯油后，父亲
哭了
哭着哭着，哭成了一个孩子
抱住我哭。哭着哭着，哭成
了一对兄妹
哭着哭着，哭成了两个孤儿

3.宇向：《理所当然》

当我年事已高，有些人
依然会千里迢迢
赶来爱我；而另一些人
会再次抛弃我

这些短诗，如果用以说明，要写下很多很多字。它们包含的丰富并不亚于一个短篇的容量与分量。

（执行编辑：只蝶痴梦）

深度认同。总是能发现秘密。喜欢读的文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