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时尚的本体性建构
               ——评潘红莉的诗


罗振亚   白晨阳

从诗歌“旁落”的1990年代，到热闹喧嚣的新世纪，诗人的“速荣”与“速朽”在诗坛轮番上演，更有许多曾经的鸣唱者主动放弃诗歌，或下海经商，或痴迷于仕途。在这种大浪淘沙似的语境更迭与转换中，一位偏居东北一隅的女诗人，始终能够不为外界的诗歌生态所干扰，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地守望于缪斯的精神家园之中，她就是潘红莉，一位真正的诗人。熟识潘红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她为人的低调、谦逊，经常是言语不多，和诗歌圈喧嚣热闹的总体氛围相比，她似乎更乐于独处和沉思。然而，真正优秀的诗歌是长着翅膀的，他们会在不经意间飞入读者的视野和心灵。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练和沉淀，如今潘红莉诗歌的羽翼越发丰满，从语言的打磨到话语策略的选择，从智性思辨到性别身份的超越，都自觉警惕、疏离着时尚的诱惑，呈现出一种从容自然的成熟姿态，并且在《潘虹莉诗歌集》与《瓦洛利亚的车站》等诗集的位移中，完成了自己诗歌本体可能性的寻找与建构。



一．可能性探寻：口语写作和现象还原的双重疏离


21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两个显豁的倾向：一是在话语方式上向口语靠拢，二是在题材选择上对日常现象的青睐。许多诗人以对日常生活细节的“仿真性”摹写为目标，一定程度上使诗歌在遭受晦涩难懂的诟病之后，重新获具了明白、清朗、朴素的诗歌美学。然而，过度钟情于日常经验的“现象还原”以及口语化书写，也势必会导致诗意空间的窄化、诗歌意蕴的清浅与世俗化。而潘红莉的诗歌写作却很少受这种潮流裹挟，其诗意不是一下子即可轻易领悟到的。

应该说，口语化诗歌中的语汇组接，在结构上多是线性的逻辑递进，诗人“说出”，意义便到来。潘红莉组接诗歌语言的方式，却仿佛更多倚赖于想象力的自由扩张和语言因子的适度跳接。如“好的时间还会来吗/远处的胃销蚀过粮食/也暗藏过决绝的波浪/博尔赫斯的《虚构集》/花园就此在春天的空气中凋敝/我说我飞起来过吗/我在紫苜蓿上寻找过苹果/迷惑的甚至金色的果实/我从没怀疑过这世界上还有树木//河水呢忧伤被结构代替/手中的河水正不息的流过”（《我在紫苜蓿上寻找过苹果》）。这首短诗只有三节，句式节奏虽较为平缓，但却语象众多而密集，意趣指向并不十分清晰：从“春天”到“砂粒”和“荒冢”，再到“植物”、“胃”和“粮食”，越过“博尔赫斯的《虚构集》”，到“花园”中的“紫苜蓿”上寻找“苹果”，落笔处又是不息的“河水”，意义跳脱又留有大量空白，仿佛词语在想象力的流动中无序生成，一如意识流似地不可捉摸。诗人好像是在随着灵感漫步，不以对已有经验的再现为目标，场景的铺陈和叙事性因子在其中也难寻踪迹，意义抵达何处令人很难在瞬间捕捉到。但如果我们不去对每一个语象的实指内涵过分凿实，而是将诸多语象作为一个整体自由连缀起来，就能发现诗人想象力背后组构成的个人化隐喻空间。“春天”、“花园”、“粮食”、“金色的果实”充满生命感和希望，然而却与“荒冢”、“决绝的波浪”、无情的“凋敝”扯不断干系，“孤独”与“迷惑”自然无可避免。诗中的核心语象是“苹果”，“寻找苹果”即象征着对理想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在“紫苜蓿”上的寻找，则暗示出结果的事与愿违，凸显着抒情主体的失落与无力感。因而，语象在点状的散落中悄然生成了一个“轻叹生命不能自已”的象征和隐喻空间。最后一节诗人收束想象力，将一种智性感悟灌注其中，即便曾经追寻不得，即便希望曾被稀释，但“不息”的河水真实存在，“忧伤”也会被带走化为虚妄，生命向前，意义也许终会在远处到来。记得陈超先生说过：“不能为口语转述的语言，才是个人信息意义上的‘精确的语言’，它远离平淡无奇的公共交流话语，说出了个人灵魂的独特体验。”这首诗从丰沛想象力中流淌而出的诗意和诗性语言，显然已经超越了习见的“口语诗”或“叙事性”写作的思维和艺术层次，彰显着诗人诗歌观念的一种本体自觉。

潘红莉诗歌的想象力和话语策略，也影响了她诗歌整体的表意效果，使她的文本常常充满“水般的气质”，“有一种非状物性的‘流水意象’，易变的、流畅的、缺乏根据的、时疫般感染又退去的当代是如此轻盈又如此沉重，令人无所适从”[ii]，流水不腐，同时也会弥漫出氤氲的雾气。她诗中的语言和结构几乎不可用文本之外的任何话语来转述，因而其中的意义常常是可以感受、回味，但却很难完全穷尽。正如苏珊·朗格所区分的，“‘艺术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包含公开的或隐藏的具体意义的形象。而艺术符号却是一种‘终极意象’——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表达的意象，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于感觉的活的东西。”[iii]她所指的“终极意象”不是某一具体的事物，而是以诗语的方式整体呈现于文本之中，它诉诸于感觉、不可名状，但却能够触及读者灵魂的褶皱与边缘之处。潘红莉诗歌迥异于那种追求日常生活还原的“现象学”路数，它更倾向于“终极意象”和摆脱泥实艺术状态的表意方式的寻找，以获得一种间接、飘忽的意境营造，拓展更为开阔的诗意空间。

潘红莉的诗歌在表情达意上很少粘滞于实事，具象呈现和写实是她极力避免的，因而很少实有的日常细节入诗，而经常虚化处理生活中的具体形态，自觉寻求诗歌意蕴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感。她诗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主观性的、“富有个性”的意象和句象充斥诗篇，如天空在“一片叶子中悬挂”、夹竹桃开出“蒙昧的火”并“在虚幻之中来过”、“依米花呼唤过清晨”、鱼在“散落的夜”中“驾驭温度”、“午后的深情落满无姓氏的时间”……古典式的写意、现代式的通感、后现代式的变形，切断意义的直接准确传达，极尽向虚转化之能事。即便是以具体生活事件为触发点的作品，也都会刻意绕开“本事”的情节和线索，让语言和想象力做主人，通过“终极意象”的创造去传达独特的经验。虽然其表述间接而内敛，但实际上仍在其中注入了诗人鲜活的个体生命感受，其情感脉搏的跳动仍可把捉。如《6月7日午后乘坐高铁》题目有明显的“本事性”，而在文本展开中，却使“本事”仅仅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她将“乘坐高铁”这一事件可能的真实性进展做了淡化处理，而让主观感觉迅速出击，抢占言说的主动权，作为乘坐主体的人，则隐藏在了语言之后，人物面目模糊、“姓氏隐秘”，甚至残缺涣散，“散落在车窗外”，诗人直接抵达的是高速度导致的时间的扭曲变形，和人的置身事外与不自知。如此一来，诗行呈现的不是干瘪的事态，“人群”、“车厢”、“车窗”、“光束”、“风景”等等都已经不是以原有的固定语义而存在，似乎具有了新的、独立的生命，酝酿着一种未曾被发现、被命名的，幽微难言但却更能击人心的生存经验。

可以说，潘红莉在“非诗”因子大量入诗的潮流中，没有流连捷径顺势而行，而是主动亲近被口语挤压的语言的丰厚度，以及被日常平面化叙事所磨损的诗意空间，在自己信奉的诗歌路向上进行写作可能性的探求。语言和想象力的边界在何处，也许永远无解，但是潘红莉却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独特的解答。



二．面向“思”的经验诗学



由于性别身份和心理结构的作用，女性诗人在处理现实经验时，常常会重感觉，长于形象感知，感受力细腻敏感，情绪化倾向明显。女性这种特点使之与诗歌之间具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但短板也随之而来，较之男性诗歌，抽象思维和思辨性贫弱，知性因子和知识性缺乏。潘红莉的诗歌在审美感受上有一种“水”状的流动性和“雾”般的迷蒙感，并且语气平和，声部低调，没有扑面而来的深刻，似乎又一次验证了上述对女性诗歌的认知。读她的诗，也确实常被其低缓抒情的调子所吸引。譬如《再见，夏天》：“木槿花南下的时候就送别了夏天/木槿花没有南下的时候也送别了你/江边的树影斑驳繁花还在/越过江面的太阳岛/红色的屋顶在绿树中泛着光鲜/那里距离我的视线有多远……”木槿花送别夏天，这明显是一种“主情”的表达方式，借花、景物对“别离”主题做抒情化的处理，诗人语调平缓，存有疑惑，“夏天究竟谁是罪人”“麦子真的若无其事吗”，却没有咄咄逼人的质问，而是更接近低徊的轻诉。“夏天”意象在诗中虚实结合，是季节也可能是某一段生命历程，诗人对它的离开有伤感有怀疑，却不诉诸激烈的冲突和强行的介入，甚至在最后言明，“即便哀伤”也是“深情款款”，即便“夏天”离去，“光芒”还在。诗人似乎是在以女性的柔婉进行情绪咀嚼，悲喜、别离、甚至生死都不和盘托出，而是在减弱之后呈现出来，达到一种哀而不伤的诗美效果，有明显的女性抒情风格。诗人“不为告诉，不为表白，只是自言自语，是与自己灵魂的对话”[iv]，是一种“接近弱质诗美的呈现”。但如果我们就此判定，潘红莉走的仅仅是女性气质鲜明的“感性化路线”，则是失之草率的。当我们一首首读下去，会惊喜地发现，诗人作品中女性气质在场的同时，也兼具了“思”的品质，哲理、禅意、迷思的因子随处可循。

女性普遍的细腻和情感捕捉的敏锐，使她们更关注也更善于进入与情感有关的主题，亲情、友情、爱情的感怀慨叹常见诸于女诗人的笔下。潘红莉亦是如此，她格外珍惜与友人、女儿、家人的感情，常常为情所动。尤其是哥哥和母亲的相继离世，带给她无限深切的悲恸，久久不能割舍和释怀，为此写下了《清明辞》、《清明词——悼念哥哥》、《被放弃的旧时光》、《为母亲的挽歌》、《醒着的教堂和睡着的母亲》等诗表达追思。即便是在这些有足够理由尽情抒泻情感的作品中，也能明显感觉到诗人在努力克制纯粹的心理感受，对情绪所进行的理性过滤和沉淀，用静默的思来冷却内心世界翻滚的岩浆。“现在天空有云却蓝得那么空/天堂的窗子打开时/就会雨纷纷/我不会用肝肠寸断等你喊我的名字/不会用叹息等待你喊我回家/神性的词行走着/我们都会看到和听到永恒/尽管也许会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寂静。”（《清明词——悼哥哥》）诗人在清明的“雨纷纷”里沉思死亡对人类的意义，它意味着“空”和“终结”，但被死亡“加冕”之物也因之获得一种“永恒”和“寂静”，反而可以使“事物清晰”。诗人也决定不再“肝肠寸断”和“叹息”，而是任由“死亡”这一“神性的词行走着”，静默等待它的终将来临。在两年后写就的另一首“清明词”中，诗人再度如是写道“母亲和哥的路是一个方向或者不是/他们之间的默许被熄灭的蜡烛/和这个世间已不匹配拥挤的人群/制定着距离……在清明 黄色的菊花放在很凉的地方/这些年眼泪好像也多余了/偶数奇数的罗列在这以外的天梦山/多么安静安静的就像世界的初始”（《清明辞》）“生”带来希望，也带来“制定”的“距离”和规则，带来“拥挤”和“泥泞”，而“死亡”也许是“自由”和“安静”，眼泪在这时就更显“多余”了，因生与死就像是“偶数奇数般地罗列”无限轮回。两首诗“悼亡诗”都在缅怀之中渗入了辩证的思维，引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观，表情达意同时印下“思”的痕迹。

以上诗作中哲思的获得，或许还带有女性处理情感题材时的天然优势，而在潘虹莉更多的诗里，思辨与理性认知更是一种自觉的抵达，已经完全去除了作者的性别色彩。譬如只有一节的短制《终将怀念的》，“现在人们和我都终将感谢语言的存在/风吹过天空的云隐在更远的云后/远处孤单的树永远在远处/朦胧恍惚它的模样就是心中的事物”。语言的存在使我们对事物的怀念成为可能，然而正如缥缈的风和远处的树，逝去的事物终究会面目不清、朦胧恍惚，诗中透出洞穿万物的虚无感。该诗更考验诗人经验提纯和精确萃取意义的能力，诗人来不及也刻意不想去进行任何的情绪铺陈，而是直接呈现思维的瞬间展开，去进入到思与悟之中揭示存在的真相。对“时间”这一概念的关注和诠释也是潘红莉所热衷的，在上文曾提到的《6月7日午后乘坐高铁》中，诗人要揭示的即是时间与空间的含混和相对性。“午后的时间越来越短离既定的目标/越来越短短的轮廓清晰”在高铁急速的运行中，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挪移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界限分明，那么“简单”、“准确”，而是展现出功能性的相似，原本静止的、“拒不改变”的窗外风景，随空间的转换而运动，同时也是被仿佛加快了的时间所裹挟而改变了原来的形状，从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感悟：恒久的界限分明更多的是表象，绝对性并不存在。在诸多诗篇中，诗人就是这样用理性、知识、抽象等澄明诗意，有意无意中模糊甚至取消掉了女性性别的标签，以“沉思者”的视角观照诗歌，于情绪和感觉中凝聚成经验的结晶，努力做到“让洞穿就位”，从而使诗成为真正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

潘红莉的诗歌魅力不仅在于“思”的就位，更在于她的“思”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含纳力，可以在多种题材中自由出入。有对久远光阴的追溯如《南浔古镇的光阴》、《窑湾辞》、《塘河庙会》，对文化遗存的找寻《玛尼石堆》、《状元文化的昭醒与意义》，有对家乡风物的体察《星期六的中央大街》、《有雪的故乡》、《西大直街》，对抽象命题的思辨《界面》、《发现》、《有限的永远》等等。“思”与各种或虚或实的事物相互融入相互打开，诗行中弥散着沉思的调子，并逐步累积和沉淀成潘红莉诗歌的整体气质，取代性别色彩，与诗人形象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持续的静默深思提高了个人化书写的承载力，生命体验由感官抵达心灵，指向存在的迷思和普适性的深度意义，从而建构出个人的心灵和精神空间。统观潘红丽的诗歌，可以不费力气地提炼出一批高频出现的意象和语汇：秋天、消逝、远方、遗失、死亡、时光、孤独、怀疑，弥漫出源于内在经验的、深致真切又平静淡然的忧伤。“想象了那么多年远方的我今生都不能到达的那棵树/我不知道名字的神秘的树孤独的树/它储藏着我今生的遗憾和未知……那棵树 我不奢侈的渴望回复音讯/当我终究成为大地上尘埃 远方还在”（《远方》）诗人渴望“远方”，将其视作心灵的归属地，但又茫然未知无法抵达的，不得不承认“远方”只能成为今生的遗憾。“不尽的落幕不可胜数 暗叹的雪被遮蔽/凉和黑通力合作 存在的缺乏”（《夜》），“当我的目光移开水 水的光年/你倏然的消逝  像时光的停止/像史前的苍白  那只鸟从来没有飞起过”（《界面》），存在的不稳定性、命运的不可知，折射出诗人心灵深处的迷惑和隐忧。潘红莉还尤其好使用“秋天”这一意象，“秋天的术语冷漠/所要表达的都被/每一片飞落的叶子带走”（《那在远处的就是曾经的火焰》）；“万物开始动摇时选择就病了/万物推崇哀悼  是因为无计可施/这个世界的变迁统治 /带来时机也带来叹息”（《晚秋的病容》）。万物萧索的秋，本就是带有冷态的、寂静肃杀的气氛，它不停总敲击着诗人敏细的神经，提醒自己生命与秋天的同质性——虚无易逝，时机与叹息共在。这些精审的诗思彼此映照和叠加，织就了诗人的精神内里，为诗歌注入了真实立体又不可取代的“个人主体性”。

海德格尔说过：“唱与思是诗之邻枝，它们源于存在而抵达真理”[v]，同为女诗人的郑敏也信奉“诗与哲学是近邻”，可见诗歌要有具体可感的生命体验，也需同时具备理性的观照。并且，在当下普遍“拒绝深思”的文化语境中，对主观感受的超拔淬炼本就是一种自觉的承担，一种可贵的诗歌品质。潘红莉面向“思”的经验诗学，规避了女性在理性层面的不足，让她在轻柔和幽微的诗境之外，包容进真切的痛感和具有普适性的深度意义，为诗歌增加了厚度和重量。



三．“美是平和安然”：寻求“对话”的诗学



沉思和内省使潘红莉具备了内向型诗人的特质，如此看来，她的诗歌似乎更易采用女性诗歌惯见的自白话语，诉诸于倾诉和独白来剖露和呈现自己的经验世界。然而“自白体”以叙述者“我”为绝对的中心，浓厚的主观色彩导致情绪过于激烈，从语气到整体诗风往往是紧张尖锐的。这背离了潘红莉一向追求的诗歌美学——“美就是平和安然无法说清的浑然一体”（《坎布拉》）；因而在面对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技术性问题时，她没有幽闭自我而是表现出向外打开的自觉和愿望，呈现在文本中就是对“对话性”的寻求。

她很多作品中都设置了一望便知的“对话”关系，譬如《与柠檬桉树语》、《亲爱的安莉亚》、《亲爱的你》、《和女儿书》、《亲爱的石头》、《状元文化》等。在这些诗中，说话人“我”有一个明显的观察对象，它们不是作为“我”抒发情感经验和意志的工具而存在，而是与“我”保持距离，使“我”可以获得一个冷静观照的视点，“这种对话和交流文体很多时候有两种视点，一是情绪、体验、事物的直接体现，一是对前一部分情绪、体验、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vi]《亲爱的石头》中，诗人写与“石头”曾多次照面，但都像众人一般忽略地走过，“轻易的让你在我心中流失”，并用习以为常的“冷和硬”、“没有温度”、“漠视生命”来定义它。但当诗人突破习见与“石头”平等“对话”时，却有了新的领悟：“它们高傲的在那里等待我/用蓝色清澈的水打开湖面/白色的开得灿烂的荷花和我对话/这个世界的奇妙和无与伦比的美/被你掠夺的所无几”。石头的“生命之光”在“我”面前打开，“我”看到了坚守的意志和执着等待的“深情”。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凝神观察的不仅仅有“石头”，还有“我与石头”的对话互动，“我”与“石头”不是中心与对象的关系，而是互为主客。“我”在此种关系中体会到时间与生命的鲜润、恒久，“冰川和海洋可以向后退变化着维度/只有你亲爱的石头可以和世纪抗衡/有谁会常新永远光滑润泽/有谁会永远不会消逝永远/只有你亲爱的石头/重获纯净和坚定的内心”。而坚硬与柔美、短暂和永恒的辩证关系，也在客观的体察中被命名和彰显。在类似的题材中，诗人都是将“我”的经验与的“它”的经验分离开来，设置两个观察的角度，使诗歌得以在个我的独白中逾越出来。同时，诗人与外界事物对话之外，也有自我观察的诉求，所以在一些诗歌中，诗人将一部分的自我对象化处理，设置相对隐形的对话结构，从而实现与自我的沟通和交流。“我看见了天空中的秋天系着半个我/那年的苹果红了在没有风的秋天摆动/它之借助了我的思想隐喻的内心/我真的不怕天暗下来就失去整个秋天”（《天空中的秋天》）。新的“我”被分裂出来供原来的“我”观看，并被具象化为“苹果”的意象，这样一来对自我的剖析有了双倍的距离，诗人由此看到了以前被遮蔽的自我认知，即摆脱沉重、告别秋天的勇气和渴望。

另一个层面的对话性则体现在文本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潘红莉的诗歌多为短制，以三节最为常见，有的少至一节，诗歌的意义空间和精神容量显然不由篇幅长短决定，但不写长诗似乎也表明了诗人心境的安然平和。她不急于单次的言说、抒情，而是将表达的冲动和力度分解到了不同的文本里，它们之间彼此关联、相互照亮，形成潘红莉诗歌作品间的“文本间性”。譬如上文曾提到，“秋天”是她诗作中最高频出现词汇，但“秋天”的意义指向在她的诗歌园地中是含混的、驳杂的，甚至有时是对立、互否的。有时“悠远”，“给江水增添着事物”，有时是“干净的孤独”试探着灵魂，或者是修饰着桂花树的“悲凉”，但会是一种“甜蜜的汁液”，是“沉重”是“孤独”，也是“轻盈”是“热爱”。诗人对这个意象反复敲击，有情绪的流淌，也有冷静的思辨，它们交织成一张网，渐次上升为内涵独立丰富的精神空间。可以肯定的是，诗人对“秋”的情感寄寓，本身就是这样充满张力和怀疑的矛盾性的存在，但当其被逐份分配后，单篇中的紧张感也随之被稀释了。“远方”、“雪”、“春天”、“时间”等词语的频现，其解构性功能同样如此。这种文本之间的密集互文，实现了诗人真实、复杂生命体验的存留，也保证了诗人所追求的静美诗风的实现。

1980年代对“自白”式语体的采纳，助推了中国女性诗歌的顺利出场、女性意识的宣扬、以及女性“自我”的确认，但在此后也暴露出诸多弊端，阻碍了女性诗歌向纵深处掘进。很多女诗人在意识到“自白”式语体的缺陷之后，进行了自觉的规避和修补，并完成了女性诗歌话语的转型。但直至今天很多男性诗人提及女性诗歌时，仍难摆脱成见，认为女性诗歌是激愤、尖锐、幽闭而片面的；所以女诗人在话语方式的开掘上依旧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潘红莉的“对话诗学”追求不失为一种对抗“自白”式语体的有效努力。她用对话压缩主体声音，削弱主观性抒情，改变单一视角，让叙述和思考冷静克制，使语调平和意境安然。女诗人也在更丰富的视点中，强化了诗歌对现实的含纳力和命名力。潘红莉诗中的自我世界是幽微而不促狭、复杂而不自恋的，它在摆脱性别意识的拘囿同时，并未减损性别和女性诗歌的魅力。



潘红莉在一篇文章中，曾表露出对诗歌中女权色彩、女性主义的疑惑，“我担心一个诗人过分沉迷于‘斗争’可能削弱她对诗性的敏锐和自我修炼的程度”[vii]，但是她诗歌的努力方向却又是十分明晰的，提出女性诗歌“必须以提升女性写作的质量为标准和目的”[viii]。总之，她对诗歌艺术的认知是审慎精准的，因为任何一种性别身份和性别体验，都不能自动带来艺术上的自足，男女诗人的立身之本必须是超性别的文本本身。潘红莉在诗歌本体层面的自觉，于当下女诗人中居于前列，并且能够将其不着痕迹地落实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她打磨诗艺，独抒性灵，又包含对生存的体谅，对现实的惦念，一面持守着女性的性别身份，一面又用诗性的方式，承担着传达心灵与世界的庄严使命。



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ii]韩子勇：《雪与火的印象》，《文艺评论》，1995年第6期。

[iii]苏珊·朗格：《艺术问题》，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iv]邢海珍：《独步灵魂的自语》，《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v] 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vi]罗振亚：《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8-209页。

[vii]潘红莉：《不经意中的感悟——谈谈我对女性诗歌的认识》，《文艺评论》，2002年第4期。

[viii]潘红莉：《不经意中的感悟——谈谈我对女性诗歌的认识》，《文艺评论》，2002年第4期。



罗振亚，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著作十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文章三百余篇。出版诗集两种；曾获星星年度诗评家奖、扬子江诗学奖、建安文学奖评论奖、草堂诗评家奖等多种奖励。


  潘红莉，曾用名潘虹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诗林主编。曾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等多种期刊发表过诗作。出版诗集《潘虹莉诗歌集》《瓦洛丽亚的车站》《伊维尔教堂的落雪》。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居哈尔滨。

1980年代对“自白”式语体的采纳，助推了中国女性诗歌的顺利出场。学习！

欣赏，致敬。

欣赏，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