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鹰，安徽淮南人。长淮诗社社长、图书出版人、客座教授。《中国诗刊》《长淮诗典》《安徽诗人》主编。多年来专业从事现代诗歌的写作、研究与传播，先后在中国矿业大学（镜湖大讲堂）、江苏理工学院、安徽理工大学、常州工学院、江苏建筑工程学院、聊城文殊书院、淮南第二书房等等，做新诗讲座数十场。主编诗歌选本《中国当代诗人100家》《中国当代诗人档案》《70后中国汉诗年选》《江苏诗歌地理》《长淮文丛》《鸿泰文丛》等等。作品入选《2017、2018年中国诗歌年选（花城版）》《2016、2017、2018、2019年中国新诗排行榜》《新世纪中国诗选》《中国网络诗歌精选》《华语诗歌双年展》等一百余种文集。获中国当代诗歌奖、中国当代散文奖、第二届西北风诗歌奖、《现代青年》2017年度十佳诗人等多种文学奖项。出版诗集3部、长篇报告文学一部，策划主办首届东西方诗人奖、中国长淮诗歌奖等。
思考，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根本
宫白云对话雪鹰
宫白云：雪鹰老师好，欢迎您来到《21世纪诗歌会客室》。
雪鹰：您好，白云！“21世纪诗歌会客室”前面访谈的大多数内容，通过《诗赏读》公众号，我都阅读过。会客室访谈的内容层次高、品味高、质量高，为中国当下诗歌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有了一个全天候的覆盖，活动意义非凡，为您点赞。接到邀请我深感荣幸，但因生活琐事的影响，加之想利用您的提问，较为系统地梳理一下相关的想法，慎重地完成这个访谈，所以延后了数月时间，深表歉意！
宫白云：谢谢雪鹰老师对这个对话系列的看重。民间有句俗话说“好饭不怕晚”，您来得正恰逢其时。有些人有些事是注定要留给历史放出光芒的，譬如您，这些年一直致力于诗歌的公益事业，自创办长淮诗社以来，将“长淮”这两个字弄出了大动静，连续主编了《长淮诗典》《安徽诗人》《中国诗刊》，还有诗歌选本《中国当代诗人100家》《中国当代诗人档案》《中国70后汉诗年选》《江苏诗歌地理》等，举办了多种诗歌奖，创办的长淮诗典微信公号也是风生水起，显示了您异乎寻常的雄心、胆识与魄力，和一颗“海纳百川”之心，为诗歌事业无私奉献的胸怀。我这里想问的是您是如何看待诗歌的公益事业？您能谈谈您做这些公益事业的初衷吗？在做公益事业这个过程中您遭遇过困境吗？怎么走过来的？
雪鹰：您的问题问得好，灵活、深刻，精细而又广博，这是您做访谈成功的首要条件。其实也没有您说的那么高尚，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就聊聊吧。
首先，我想“诗歌公益”就是把诗歌传播、研究、推广为宗旨，“为诗歌”做的纯粹的公益活动，应该才称得上“诗歌公益”。参与其他目的或杂念的，都应排除在外。所以我做的事情，也只有一部分可以算得上公益的。当然，做诗歌公益的人目前很多，就像您一直坚持在做的“诗赏读”公众号，包括这样的访谈，以及从您进入诗歌圈在“流派网”所做的一切，连续出版的为他人诗歌所写的评论等等。这些与诗歌有关的事情，抛开利益去做的，都是“诗歌公益”。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从民间角度去做些事，我想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解释。第一，当下中国诗坛写诗的人基数大，诗歌“量产”、“市场”的存在，要求这个时代要做好它的传播、研究与精选甚至经典化工作。官方机构根本无法完成这一要求，民间公益填补了这一巨大缺口，为中国诗歌的持续发展，良性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贡献，正是“诗歌精神”给予诗人在创作、研究诗歌之外更加广阔的空间里，提供发挥作用的事由和土壤。其二，诗歌公益的主体有两个关键词：诗人、民间。只有以诗人为主体的诗歌公益，才有可能实现（或接近）纯粹的“诗歌公益”的目标，才能保持公益活动“为诗歌”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中国诗歌界的“民间力量”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望尘莫及的，这是源于诗人群体的特性和当下自媒体的繁荣所提供的动能。
和您一样，我做诗歌公益的初衷，就是因为爱诗。当我发现网络、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对诗歌的传播是如此便捷快速，诗人之间可以如此近距离交流的时候，感到自媒体对诗歌发展的作用，真可谓无可限量。它彻底打破了官方对诗歌传播的审察制度与垄断阀门，给中国诗歌再度繁荣提供了现代科技基础和传播保障。
2015年，当我最早在他人公众号发出自己作品时，心情很兴奋也很感激。这种体验相信很多诗人在最初都有过。但后来诗歌公号越来越多，直到今天依然是鱼龙混杂，我就想到自己要做一个公号，要有追求有操守有方向有品味地去做，尽量纯粹地“为诗歌“而做。于是，2016年3月26日，《长淮诗典》微信公众号诞生了。之后有了中国第一本微信公众号诗歌选本《长淮诗典2016年选》，有了《安徽诗人》季刊及微刊，以及《凤凰台.中国诗刊》（月刊），还有诗歌选本《中国当代诗人档案.典藏卷》、《中国当代诗人100家》、《长淮同题诗选》、《长淮文丛》一、二、三卷等等。
“为诗歌”做事，是因为自己喜欢，便乐此不疲。困难都会遇到，尤其你想做好一个平台更是困难重重。首先你要有持续不断的好的稿源，有一批优秀诗人的支持才有可能。而优秀诗人自己往往有固定的（或本人就有的）自媒体，不愿把自己的诗与三六九等的放在一起，这样一来很多平台都成一个个小圈子自娱自乐的工具，自己嗨得很凶，圈子外的人点都不想点开。这种自媒体平台很多很多。这种“自嗨”的自媒体对于当下诗歌的传播与推广不能说没有作用，它们毕竟也是打破垄断的一份力量，但眼光与心胸以及上述客观原因，又使得它们对诗歌的发展显得意义不大，只能在固化的圈子里交流。当然就当下而言，任何一家诗歌刊物、平台，无论官民，少了谁都一样，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不构成任何影响。其次，线下的刊物或选本要配合，然后才有可能真正立足于诗坛。这是在你的平台做得纯粹、有品味、有思考的前提下的可能性。为了做选本就会遇到经费的问题，这也是我遇到的最大问题。三年前我就策划了一个项目，拟做七本《中国当代诗人档案》，以档案形式分年代做当下诗歌，意欲高端、前沿、兼容地为当下诗歌留存史料、佳作、理念。但先后与三家出版社均未谈成。尽管我们只是义务去做，不需要一分钱组稿、编辑费用，但出版社要经济效益。这就是所谓诗歌公益最大的困难与瓶颈。
坚持，至关重要。我会一如既往做下去，一路寻找志同道合的优秀诗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直做下去。
宫白云：雪鹰老师说得客观而实在，没想到您为诗歌做了这么多值得称颂的事情，一颗为诗歌的赤子之心跃然眼前，向您学习致敬。如果不介意的话，可否谈谈您的家庭背景或者说成长环境？它们对您后来的文学事业有影响吗？
雪鹰：关于我的身世与写诗的源头，是可以谈的。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内心世界在诗中的裸露也比一般人多得多，平时的好朋友之间更是无话不谈。
我出生于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在安徽中部的淮河北岸，父母养活六个子女，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也因此得以多读了几年书。父母都是文盲。我的母亲在大饥荒年代，因再也承受不起苦难的重压，面对将要饿死的孩子，和饥寒交迫的自己，两次自杀未遂。某一日西北风刮起，村后小河里密密麻麻的鱼翻滚靠岸，我的那个小村庄没有被饿死的人们，才拜上天所赐，连续吃了几周的鱼，勉强度过一劫。而那之前因饥饿死绝的七户人家，最后连抬尸的人也找不到了，死就死了。
或许是宿命，或许是自小在生活重压下的家庭成长的缘故，我的文学作品里往往充满了“郁结之气”，忧郁的气质伴我一生。我一直认为思考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根本，我对文学的热爱，最初的启蒙是七十年代初，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从九岁到十一岁，几乎每天傍晚我都守在泡沫制的有线广播前，聆听《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和《红岩》等等。至今我还认为杨沫的《青春之歌》写得最好，语言充满情感，人物个性鲜活，尤其对林于爱情描写、心理刻划非常成功。我往往在秋冬的傍晚，在黑暗的房间里听得泪流满面。尽管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它对人间真情的描摹，开发了我后天情商的处女地（这里只谈作品，不涉及作者的人品）。后来读初、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尤其作文水平一直都是优秀的。
宫白云：“思考，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根本”，特别赞同您的这个观点。那个年代真是不堪回首，命运让您生存下来并且让您成为优秀的诗人，必然会有它的使命，我想知道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诗的? 或者说您为什么写诗？
雪鹰：对于诗歌的喜爱是从高中开始的。毕业后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乡下学校教书，一直订阅《诗歌报》，后来改《诗歌报月刊》，记得某一年只收到上半年几期，再往后就收不到这个刊物了。再后来有了《诗歌月刊》，我是一路看着这些诗歌过来的。在我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诗歌期刊或某人的诗集。爱诗，但一直没有动手写诗，写得最多的是散文诗、散文。直到十几年前的一天，我被一本台湾诗选里的诗强烈吸引住，感受到其语言之妙、不可言说之妙让我反反复复读了许多遍。从此我决定不再写别的，只写新诗、现代诗。那时，我刚刚出了第一本个人文集，散文诗集《雪鹰之歌》。没几年，在我探讨新诗写作刚入门的时候，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坐牢了。我在不同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只承认我是一个囚犯，无奈的囚犯，但不是罪犯。这样的经历，对于我做为一个个体生命来说，的确是一笔巨额财富。我在1284天里进行了大量阅读与写作，阅读笔记做了十几本，诗歌、散文、日记一百多万字，涉猎最多的当然是诗与诗论。当我知道自己不可能马上出去的事实之后，就立马做了阅读规划。我要在这里读什么？除了最爱的诗歌之外，还有人建议我自学中医、研究风水、命理、相面等等，以备最后谋生之用。但我唯一的选择还是诗、诗论。在阅读与写作的间隙，为了换换脑子，也读了不少包括《易经》、风水学、相学等等，所谓传统文化领域的东西。读这些书不只是因为无聊，也是为了找到命运的出口，找到灾难、苦难的由头。当你在困苦之中，再怎么苦思冥想也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信“命”就成了必然。不然，走不出灵魂的死胡同，自己这一关过不去，会折磨得更加生不如死！
到目前为止，我出了大大小小五本诗集，其中两本是狱中之作。还有在狱里写的两本纪实小说，一本散文集没有整理出版。出狱即将六年了，我由一个悲愤的诗人，可以以命相搏的易怒者，慢慢在转变、改变。年龄与家人的劝说是一方面，更大的原因是觉悟了。只想着余生做点有意义的事算了，在以人治的社会里寻求法律保护，定是徒劳。能用文字记录了他们的罪恶也就够了。
在牢中的三年半时间里，我把中国诗歌的前世今生系统地梳理了一遍，结合自身遭遇与生命体验，创作了四百多首诗，其中有您后面提到的那首长诗《夏祭》。我从二十多本《诗探索》作品卷、理论卷，以及《诗刊》、《诗歌月刊》、《星星》等期刊里，大量阅读与思考，结合当年中文专业的底子，建立了我对当下诗歌的认知体系。就像我一首诗里写的那样，三年半时间过去了，我的研究生也毕业了！这是我成为今天的我的全部过程，是命运的玩笑加个体的挚爱成就了我的今天，也成就了浩如烟海的诗歌平台中的一份子。
由于我最早做的是“长淮诗典”诗歌公众号，再有就是《安徽诗人》公众号与季刊，最后才有《中国诗刊》月刊。我们的平台一直依托于“长淮诗社”，尽管她只是一个县级作协的诗社，但她是面向中国诗坛扎实、稳进，“为诗歌”可以不遗余力的诗人团队。从《长淮诗典》的高端、纯粹、兼容、学术；到《安徽诗人》注重名家与新人并举，学术与推广并重；再到《中国诗刊》的专业、先锋、前沿的各有侧重的办刊宗旨，其实已经昭示了“长淮诗歌”团队，“为诗歌”的理想，以及我们的实践、我们期待当代诗歌发展的趋向。
宫白云：命运的不公却成就了您的诗歌事业，牢狱之灾非但没打垮您，反而让您在文学上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特别让人佩服。里尔克说“挺住意味着一切”在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您说“只想着余生做点有意义的事”，让我想起您这些年来除了写诗、小说、报告文学等还在编书、讲学、办文化传媒，书法也很好，您是如何做到的？可否给我们谈谈您多重跨界的感受？在这众多的身份中您更看重或更喜欢您哪一种身份？
雪鹰：关于跨界，事实上还是虚的东西多。比如书法，20来岁刚工作时，和一同事一起练了一段时间隶书，后来因为喜欢文学就放下了书法。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书、画“死”的东西多，尤其在初学阶段一直只是临摹，呆板而拘谨，法度不可逾越，这是让我最受不了的。不像文学，任何一种文体都可以写出自己的东西来，哪怕学习和模仿阶段也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所以对于那样一些艺术的学习，对我来说简直是折磨。这可能是我太爱自由的天性所致吧！偶尔提笔写几个字也不去考虑书法之法度，随性而为，事实上是称不上书法的毛笔字而已。
至于作家，也只是写过一些散文、纪实文章，没有写出大部头的长篇，顶这个名头也的确汗顔。讲座应该算是我的强项，我当过近二十年的教师，教中学语文课可以不用课本，不拿教科书，这是我讲座的基础。为了传播新诗（现代诗）知识，推广自己理解的诗歌理念，尽量减少诗坛之外的人对这个圈子的妖魔化、偏见与抵触，我尽自己之力做这些，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只因为“我喜欢”，别无其他。
编书和写书是我目前主要的生活来源。我和朋友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合作，为出版社诗歌出版中心组稿，同样也是“为诗歌”而做。当然也希望与其他出版机构合作，为诗人、作家出书尽力，以最合适的价格为文朋诗友们做最好的书，从中获得微薄的报酬，维持生计。这里要感谢合作的每一方，让我能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的同时，维护基本的生存需求。
至于我喜欢哪种身份，我并不刻意讲究这些。往往担心的是自己诗的品质如何提升，自己是否配得上诗人的身份。当然，被称为诗人肯定是我的荣幸。
宫白云：您的真实与真诚特别打动人心。您把自己的精力和热忱无私地奉献给了您热爱的诗歌与诗歌事业，又不遗余力地推荐新人，您对诗歌理想的坚持和虔诚的态度，让人由衷地生出敬意与钦佩。您推荐这些新人有什么样的考虑？对当下中国诗歌的新生力量，您有什么样的见解？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雪鹰：其实，没有您说的那样无私，那样伟大。还是那句话：因为喜欢。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因为开心而已。况且，也并非做的所有事都是公益的。
诗人本来就是小众，而且自古如是。边缘人遇到边缘人的感觉，可想而知。李白遇到白居易、遇到杜甫他们也是一样，天天喝酒谈诗。同类之间天然的吸引是天经地义的。在当下浮躁而迷茫的社会里，特别是今天正在蜕变的后开放时期，发现还有和你一样爱诗者、写诗者，那种心情是说不出的愉悦。尤其年轻人，他们自然是同代人的“另类”，而是我等最亲密的灵魂同道者。这些年来我们的确遇到了许多青年诗写者，也推出了许多。有时还不自禁地给他们写推荐语。尽管素昧平生，看到诗歌“后继有人”的时候，“同类相亲”是难以抑制的。
对于鱼龙混杂的当今诗坛，我觉得每一位诗写者都应该找准自己写作的方向。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读一些文学史、诗歌史、诗论文章。否则，很容易走弯路，走歧路。尽管“诗无达沽”，但诗的发展、演变、探索还是有方向的。“新诗百年”到今天仍然是探索期，但许多先贤、先锋诗人们，在汉诗的创作技术、诗写理念，翻译与研究诸方面都有了一些成功的探索，这些已经被证明了现代新诗创研中的成果，已经被后世广泛运用。而那些初期探索中出现的弊端，或者说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实验，已经被淘汰、被抛弃的手法和理念，往往还有许多人抱着不放，奉为经典，成为诗写者的不幸，和诗坛的笑话。
所以，找准诗歌当下的前沿，结合自身的天赋写作、训练，这样的写作才是有益的。纷呈的流派各有千秋，各有优劣，也各有读者、研究者，越是如此，个体的认知越重要。
当下有一股势力逆文化潮流而动，从央视的“诗词大会”到各阶层宣扬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都将新诗排除在外。但是如果稍加思考，你会想到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由何而起，新诗为什么会诞生？它的出现它的势如破竹的发展是偶然的吗？不。百年前的先贤在当下已绝迹，他们是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古体诗词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情感、理念、思想诸多方面的需求，然后跳出平仄的栏栅，创造推广了自由度更高的新文学，白话诗文。现在有些人，甚至国内顶级大刊的编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矮化新诗，踩踏新诗，模糊新诗和古体诗二者不同制式的写作界限，将淘汰的、腐朽的文化传统视为圭臬，协同一些复辟力量，将中国诗歌生态拉回百年之前，拉回平平仄仄的笼子里，我以为这样做非愚即恶！所以在我们这些人的肩上，不能只有写诗、创作的理想，每一位诗人都是时代的骄子（伪诗人除外），都有推动文化、诗歌向前趋动的责任与义务。从这方面说，我们此时的行为的确带有一种悲壮的色彩，无论如何我会坚持做下去，为诗歌也是为自己。
宫白云：雪鹰老师说得一针见血，慷慨激昂。为诗坛有您这样的清流而欣慰。您诗歌的写作特色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许多诗成功地把您的人生经验与哲学思想渗透到其中，既有人性化的承载又有精神内核透射出来的心灵力量，不动声色就写出了现实与人性的“凛冽”和屏住呼吸就能听见的“伴有焦枯味”的“锯灵魂的声音”。您觉得诗人对现实负有责任吗？您对诗歌的揭示与批判、干预与担当有什么看法？
雪鹰：关于诗中的现实性，我想与我对“文学即人学”，“文以载道”的理解有关。我一直以为对生命体验和现实世界的关注，是一切文学所必须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决定你诗写的深度，理解一首诗也是如此。你的认知你的天赋决定你对一首现代诗理解的层次。如果你只能读出表层的或二、三层的意蕴，那么隐在深处的第四、五层的含义便不得而知，其妙处在你这里便不存在，你与作者共同完成的这首诗，事实上也是残次品，至少达不到这首诗的“知音”境界。所以无论诗写者还是阅读者，大量阅读、知识面的广博都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手法，各有说词。
我在一篇文中说过自己的诗写经验，就是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中，往往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懵懂期、倾诉期、智性写作期。有的一辈子都在第一阶段，无方向无目标；有的通过训练与提升，进入了倾诉期，但能从此阶段再上一步的不多。所谓“智性写作”即在每一句出来之前都是经过思考，注意到意象的精准与上下关联，意图及审美取向诸方面之后，文字顺畅而出的写作。许多地方看似不动声色，其实暗流汹涌，没有精心思考的句子，不可能毫无痕迹地将生命体验与哲思、情感自然相融于句子里的。或许有人怀疑，你在灵感到来之时，往往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一首诗，哪有时间去前思后想？错。成熟的诗写者，下笔之前和诗写之中，他的思考都是一种混元状态，前后左右的关联像触须一样伸过来，哪个意象最精准，既能牵连前面的意象，又能辐射后面即将出现的意象，在诗写的一瞬间，你的高度集中进入冥想的思维，会配合你进行最恰当的选择。这种能力应该是可以训练的。
由于出生环境及个性等的不同，诗人所关注所诗写的主题也各不相同，这很自然。对于现实，应该说每个人都是有不尽相同的责任的，不单是诗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关于诗歌的属性上来理解，会更易于表达观点。“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一切皆可入诗”等等，当然还有孔子的，诗可群可怨之类的论述，还有“诗无达沽”的评价。这些都是人们在现实中对诗的看法或评判，其中的矛盾一直是纠结不清的。从现代诗所追求的“语言的艺术”角度来说，诗可以做为一种纯艺术品去品鉴，从传统和教化方面看，诗又被人当作宣传的工具，从大众喜好的角度看，诗又是所谓“真善美”的化身。事实上，现在大量生产的所谓“诗”很多已经失去了“艺术”性，而直接变成宣传品。我在一个讲座里简单地说过关于什么是诗的问题：当你写的分行已经区别于散文、小说、区别于宣传品，区别于格言、警句和饭店里的菜单的时候，你写的东西就可能称为“诗”了。
宫白云：您说得通透而有见地，特别赞同您的这些观点。接下来我想再继续地追问您对诗歌有自己怎样的理解？您眼中的好诗长什么样子？
雪鹰：诗，做为艺术品而言，是没有道德伦理与意识形态的，就像一个青花瓷，艺术的精美是全人类共同的感知，从来就不属于某一个阶级。所以对当下追求“纯诗”写作的诗人，我是敬重的。他们关于诗学技艺，语言艺术的探求是非常有价值，值得肯定的。一个民族的语言，没有这些人的探索与创新，就会僵化死板、失去活力。但就我个人而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对于“道”的追求是一直放不下的。所以就有您所说的对现实的批判与介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直接影响我对诗、好诗的个体评判。无论言情、言志、明理，诗都有作为工具的嫌疑，而这一切又与所谓诗的“神性”，纯艺术的理念相矛盾。但静下心来想，如果把宣传教化与艺术性做为拔河的两个端点的话，我认为诗还应该往其纯艺术的一面努力靠近，或者说无限接近。诗就是诗，诗性第一，其他均可弃之。至于每首诗侧向于拔河中点的哪一面，将直接影响诗的品质与纯度。因此，回到您的问题上看，从传统的“言志”等等，到今天对艺术纯度的追求，这个悖论会始终存在。而我的观点，正如上所述的“拔河”理念。
关于好诗，首先还是要回到什么是诗的问题上。如果高度概括地说（在不同场合我都说过），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述，就是一个词：“回味”。我们尊重所有的探索，但探索有成功有失败，如果已经认识到探索的失败，甚至已经构成了对“诗”的伤害，那么这样的探索就应该适可而止了。百年新诗的探索者很多，而事实证明诗之所以为诗，必有其特质，有其区别于其他文本的底线。我个人认为“回味”正如饭里的米粒，米粒的多少决定一锅饭是汤是粥，还是干饭。由此而知，好诗应该是耐咀嚼的“干饭”，而汤与粥也算是“饭”，只是味道寡淡不同，不用咀嚼而已。若一粒米也没有，一锅开水是否可以称得上“饭”呢！眼下就有许多人称之为“饭”，你也没必要去抬杠，时间会证明一切。至于回味从哪里来，是意象还是修辞，那是另外需要研究的课题。
宫白云：您的“拔河”理念很新颖别致，“米粒”之说也非常形象生动。至于是否得到认同，正如您说“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读过您的一首长诗《夏祭》，以您独有的个人经历还有直击人心的灵魂痛叫，使此诗成为您个人精神抗争史的象征。当一个人惨遭命运的毁损与背叛，被不公正的审判与对待，其精神的痛苦远比肉体所遭受的痛楚加重十倍百倍。将一段痛入骨髓的生命磨难留给自我与历史，是您诗歌的记载更是您生命的一种抒发。我感觉到，无论这个社会负您多深或者说多么不堪，您至始至终都有着一颗高尚的、充满热爱的灵魂。能否给我们说说此诗之于您有着怎样的意味？它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您是如何看待社会或者说人生中的公与不公？
雪鹰：人的觉醒往往是伴随灵魂的阵痛才能完成。我也是在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通过极其孤独、痛苦、绝望的冥想之后，日渐看清社会的本质，而后“用诗歌记录生命”的。《夏祭》这首四百多行的长诗，是我在囚笼里用整整七昼夜，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思考与诗写上，许多章节都是一气呵成，不用修改的。它记录了我生命过程中的遭遇与精神乌托邦崩塌的绝响。里面有我个人生命史、家族史、当代社会史，有新生落地时的悚惧，也有末日悲歌的嗟叹。而醒来或者说灵魂再造的坚定，由个体到族群的呼喊，是贯穿全诗的经络。这样的诗，是特定环境与心境的产物，其中的在场、现场感此后再也不可能如此强烈地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您的评价，还有敬笃、方文竹等等诗友们的厚爱让我铭记。“人一生中有此一首诗，足矣”。文竹兄的谬赞令我感动。也有人与我坦言，不喜带着痛感的诗，而我的一些诗偏偏又如“下刀子一样的痛“。可以理解，众口难调。而诗歌本来就不是为了他人而写。吃惯甜食的人，只要不怕糖尿病缠身，别的口味他是不能接受的。而《夏祭》这首注入了我的生命与灵魂的东西，它在八年前诞生了，它就在那里。
今年我与另外三位“老男孩”出了一套“四爷诗丛”，我的这本就以此诗为主打，如《自序》里所说，不想渲染苦难，但总归这段历程我要记下来，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对时代、个体、家国的认识与觉醒，是痛与爱的交织与悖论。关于公与不公的问题，我反思过自己为什么会对自己看到的、感知的、承受的所有不公都忍不住愤怒，忍不住发声？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我认为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与家族熏陶的共同结果。如果你知道世界本就如此，就不会大惊小怪，更不会死磕、认死理。坏就坏在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理想化虚假宣传，让你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信念，当命运安排你毫无选择地承受不公之时，那个反差让信念彻底崩溃，在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傻逼，立在现实的十字路口，烈日曝晒你裸露的灵魂，晕厥之后的清醒，让你连哭都是无声的，无泪的。
如果没有那样的教育，如果我打心里就清楚这个社会原本就存在的等级、腐败、权力的傲慢与丑恶，那么即使不能规避灾祸，也不至于内伤如此严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公与不公是制度的事，作为诗人，呐喊是应该的，也是唯一能做的。无论这颗“时代的尘埃”落在谁的头上，没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人都不算，何谈“诗人”！
宫白云：“用诗歌记录生命”，这应该是一个经历了全部悲凉人生的诗人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了，所幸您达到了一个极致，真的如方文竹所言“人一生中有此一首诗，足矣”。还有您的关于“公与不公”的回答也是绝妙，特别何谈“诗人”那段真是掷地有声，做为诗人如果连“呐喊”一声都不敢，真的不配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另外，据我观察，中国诗坛圈子化现象很严重，您是如何看当下中国的诗歌圈子的？
雪鹰：关于中国的诗歌圈子，的确我是有话说的。前面我已谈到，在中国文学界，诗歌与其他文体相比，民间的力量很大，至少可说有与官刊“并驾齐驱”的力量。这是我的观点。中国诗坛的“圈子化”也不是一时一地，甚至这也不是“中国特色”。诗可以“群”，以何为“群”的标志？自从QQ、微信可以建群以后，仿佛孔子在几千年前就预示到今天的诗坛状况。我自己有几十个诗歌群，加上别人拉进的共有两百多个诗歌微信群，有四千左右微信好友，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诗人。自媒体（或说网络）的出现，是当今中国诗歌盛况的唯一推手。传播的便捷，现代生活碎片化阅读的特点，尤其是避开传统的传播审察的关口之后，诗歌作品面世已经轻而易举，任何人还想用手中的权力打压好诗，抑制优秀诗人出头都是完全不可能之事。虽然一些官刊、民刊、微刊或网刊都有一“群”之主。关上门来每个群里都有一个老大，有些人还就真得把自己当作一群人里的土皇帝，动辄吆三喝四，把群里其他人一律称为“群众”，连公民都算不上。这种几千年来的官场恶习，早已流传到了微信时代，渗入了诗歌圈子，深入了一些伪诗人的灵魂深处。他们不知道所谓诗歌群，只是一个虚拟的诗歌交流的公共场所，其目的就是便于交流，安静阅读、各取所需是最佳状态，更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违背了现代诗歌精神，违背了诗人的本性或者天性。试图生生把追求自由，张扬自我，崇尚公平的诗人们逼成他群里的小绵羊、小奴隶，最终只能折射其自身的无知。凡群里有此类苗头的，我是在第一时间退群的。
诗歌圈子化是无法避免的，也没有必要避开它，它是诗人们在当下寻找同道、展示自我，继而求新探索、研判讨论的必备空间。但从“为诗歌”的角度来说，要注意的是不要任人唯亲，抛开大众的诗学判断，把所有奖项、版面只给圈子里的人。这种狭隘的人很多，官刊民刊，官奖民奖都有。尤其官刊和官方主办的诗歌奖，不应把面向全体诗人的，本应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资源，变成了个人的圈子资源，这同样是腐败，是戕害诗歌精神的可耻行为。这种行为一直存在，今天还在上演。
我们的“中国长淮诗歌奖”，包括《长淮诗典》、《安徽诗人》和《中国诗刊》，尽管都是民间的奖项和刊物，但是我们秉持纯粹、公正的理念，一切由评委会、编委会集体负责，公开透明。两届“长淮诗歌奖”在自然投稿的奖项里，完全按盲评打分或投票计算结果，许多新人脱颖而出。这样做，一是因为我们心怀敬畏之心，二是我们坚持现代诗歌精神。当然，，我们的工作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再一个，就是诗歌圈子的兼容问题。作为新诗百年的探索时期，各种流派都有好诗，也都有差诗甚至非诗。除了混入诗歌圈子的骗子，我认为应该尽量抛开极端的立场。包容的态度对于刊物主办者，是必备的素养，否则你的刊物最终会成为自娱自乐的工具。
宫白云：您说得透彻且尖锐。回首往事，如果可以改变您人生当中的一件事，您会如何选择？
雪鹰：最后回答个假设。当然提问也很有趣味，如果有这么个“如果”的话，我定会弥补今生读书不够多的遗憾。在正该读书的年龄没能大量阅读，后天的阅读总带有先天的缺失。阅读之后，再继续写诗，写自己融合之后的诗学理念。
好了，就啰嗦这么多。再次感谢白云，这些随口而出的想法，没有深思与推敲，许多妄言都不成体系，不足之处，敬请批评！
宫白云：与您对话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许多的真知灼见与启发受益。感谢雪鹰老师带来的精彩时光！
2020年8月16日
宫白云：当代诗人，评论家。中国诗歌流派网副总编辑，获2013《诗选刊》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2015—2016）批评奖，第三届《山东诗人》（2017）杰出诗人奖，第二届长河文学奖学术著作奖，首届金种子杯《安徽诗人》年度杰出诗人奖。著有诗集《黑白纪》《晚安，尘世》，评论集《宫白云诗歌评论选》《归仓三卷》等。现居辽宁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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