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剑帆
在探讨诗歌及其它文艺形式的核心作用时，我们不妨回溯其古老本源。这本源深植于个体生命对世界的感知与回应，体现为“记录”与“欣赏”这两种基本冲动。这是灵魂为抵抗遗忘、寻求共鸣而生的本能，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动力。这种基于个人视角的表达，通过审美的升华，能够实现情感的共振、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超越。
在漫长的文明历程中，这种精神共振造就了文学艺术的丰富面貌。屈原行吟，留下《离骚》绝唱，既是士大夫理想破灭后的个人抒怀，亦是对楚国政治生态的深刻映照；杜甫笔下“三吏三别”，既镌刻了诗人在乱世漂泊中的经历，也成为了华夏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这些伟大作品的力量，正源于个人性与时代性的有机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力量的主动介入，比如诗经、乐府民歌经官方采集整理，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证明体制与艺术价值并非全然对立。
但一旦文艺创作被纳入高度组织化的管理体制后，其创作生态便面临着深刻的异化风险。苏联作家协会这类机构的创立，标志着一种新型文艺管理模式的诞生——它不再是传统的文人结社，而是一个与行政权力紧密关联的组织。在这一体系下，文学在保留部分艺术追求的同时，更多的是承担系统的政治任务与宣传功能。
这种异化的显著表现，是创作动机的重心转移。文学的驱动力量从个人心灵的表达欲与艺术探索，偏向对政策路线的图解与上级指标的响应。作家的身份随之发生微妙变化：从独立的书写者，转变为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其创作活动需要符合既定的“计划”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作家确实呈现出类似传统“帮闲文人”的倾向，其创作往往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成为禁书，正是因为它坚持的个人化历史视角，与官方要求的集体叙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随之而来的，是评价体系的全面官僚化倾向。作品的价值不再主要取决于其艺术成就与读者认同，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在体制的评奖体系中获奖，能否作为“政绩工程”得到认可。文学场域同时蜕变为争夺行政资源、级别待遇与官方荣誉的空间。创作成为一种特殊的“生产”，需要追求“数量”与“效率”，以满足工作报告中的“成果”展示。这令人联想到汉代宫体大赋的泛滥，其中不少作品在华丽辞藻之下，核心功能已异化为对帝国威仪的公式化颂扬，其文学的内在生命力大大削弱。
在这种体制的长期浸润下，不少作家、诗人与艺术家并非单纯被动承受，而是在不同程度上主动适应这套规则。他们掌握了一套“安全”的创作语法，将写作视为晋升之阶与名利之钥。如同中国古代的御用文人，其诗赋词章不再是为了抒发“性灵”，而是为了“应制”与“颂圣”。唐朝的宋之问，为攀附权贵写下大量歌功颂德的诗篇，其艺术人格与文学价值，确实远不及那位既能在体制内创作《清平调》、又能保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之独立精神的李白来得完整。当创作者们过度追求体制带来的荣耀与实惠时，艺术珍贵的独立品质便面临被稀释的危险。
最终，文学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被工具化，倾向于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其原本丰富、复杂而幽微的艺术特质，被简化为相对单一的教条与口号。这种工具化导向不仅限制了创作的多样性与思想的深度，更导致文学园地表象繁荣、实则同质化——看似百花齐放，却是一片鲜艳却无生命的塑料花海。
当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作家群体、最多的文艺机构、充裕的经费保障与丰富的文学奖项，而国际影响力与投入完全不成正比时，需要反思这一悖论背后的复杂成因。当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独立人格，被置换为对行政指令的过度遵从，文学便弱化了其可贵的批判精神与超越性，文学创作，也异化为体制内的公文写作或公式化写作。与此同时，它也可能脱离真实的群众基础与审美需求，演变为各级文宣部门的政绩展演与特定圈层的自我循环。作品是否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是否具备审美开创性、是否被广大读者真正需要——这些本应至关重要的衡量标准，反而在扭曲的激励体系中被边缘化，成了无足轻重的陪衬。
然而，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的历史决定论。文艺的异化风险，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商业资本高度发达的社会，文艺同样可能异化为市场的奴隶，为了销量与点击率而迎合大众，导致内容的低俗化与同质化，其危害程度不亚于政治工具化。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本身，而在于任何试图将文艺从其审美与心灵的本质中强行剥离，使其沦为单一目的之工具的外部力量。
故而，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文艺最深沉的力量，始终根植于其个人化的表达与自由的创造之中。任何试图将其完全纳入行政考核体系，并以短期效益为最高准则的体制，都可能导致文学的异化。它让创作从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蜕变为一种受规训的行政行为，从心灵的共鸣，沦为功利的算计。捍卫文学的尊严，正是在于警惕并抵抗各种形式的异化，在复杂的环境中守护每一个创作者以自由、真诚的个人视角，去记录他的时代，去叩问他人心灵的权利。 |
|
大牛，别默默的看了，快登录帮我点评一下吧！:)
登录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