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诗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诗，或诗是什么？否则关于诗的话题便无从谈起。

而且当作为定义的时候，我们问什么是诗，或诗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定义项和被定义项，是对等的关系（不是种属关系和其他任何不对等的关系）。就好像数学上的A=B，B=A。

如果对这两种问法的回答不能互换，定义项和被定义项不对等；那么我们无论怎么回答，都构不成对诗的定义。如《尚书·舜典》上说：“诗，言其志也”。这肯定构不成对诗的定义，因为很简单，反过来看，言志的不一定是诗，散文也可以言志。所以，诗，不过是“言其志”的一类，为避免人对此造成误解，这句话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诗，言其志也；而言其志者，未必为也”。

同样，《礼记·乐记》上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今天我们说“诗是感觉的艺术”、“诗是语言的艺术”、“诗是个人经验的表达和呈现”等等，其定义项和被定义项也是种属关系而不是对等关系，因此也构不成对诗的定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诗，或诗是什么？我想通过下面的方式，从宏观到微观，逐渐来阐述这个形二实一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物质世界，是可见的物质世界。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不可见的暗物质世界。这个暗物质世界，我们完全无法描述它，那是一个未知的、无法用语言谈论的世界。

这涉及到宇宙的终极存在。在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老子看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可以理解为可见的物质世界。“无”，则对应于不可见的暗物质世界。
而即使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也有许多我们未曾认识、无法认识、或即使认识也说不清的存在，“绳绳不可名”。这些存在我们无法描述，只能诉诸想象。

如此看来，关于什么诗，或诗是什么？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说不出的存在就是诗，或诗是说不出的存在。这，大概可看作是对广义的诗所下的定义。

但是人，说不出仍然要说，仍然想说——这是人的特性。那怎么办呢？只能变换语言方式去说，一种区别于散文的言说方式去说。

这种言说方式就是诗的言说方式。它是专门用来提示、想象、呈现另一种存在（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是非确定性、非量化、富有弹性和张力、言近旨远和意在言外的一种言说方式。



使用诗的言说方式，意味着我们要用诗的语言。诗的语言，其特征就是模糊。它是成片的、波动的、缠绵的、藕断丝连的，它藏在语言的背面、语言和语言的交接点和交汇之处，是深藏、流淌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和溢出字里行间之外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情感、情绪、情意、意绪、意味、意趣、意境和心境等等。

不仅如此，往深处考察，诗的语言也是非理性、感觉性和直觉性的语言。不明就里，诗，她说发生就发生了。因为理性是清晰、明确的，只适合散文表达；而非理性是不清晰、不明确的，只有诗才能表达。由此又可以推论：一切有理性的地方，则没有诗存在的余地；或至少是不纯粹的诗，而是裹挟着理性、包含杂质的诗。

反过来看，正如有依赖于无而存在，物质世界依赖于暗物质世界而存在；所以，理性扎根在非理性的土壤之中。非理性是原初的，理性是晚生、后发的。转换一下：诗可以滋生理性，理性却无法产生诗。

诗欲何为？如果我们把终极的存在命名为真理，那么诗，我想就是人类，试图接近真理的最初的形式——当然，也必然是最终的形式。

为什么是最终的形式呢？这取决于世界的“本质”终究是说不清的、诗意的存在，或者说，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现代量子力学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凭借人的理性，是无法将“量子”予以量化的，它永远处于波和粒子的不确定性之中：你说它是波吧，它却是粒子；你是说它是粒子吧，它又是波。

可见诗不仅是人类试图接近真理的最初的形式和最终的形式，更是人类认知终极真理的最有效的形式和途径。一部《道德经》，我想就是老子通过格除物欲，以“致虚极，守静笃”的方式直接把“看到”（直觉、直观、灵视）的一切，用言近旨远、正言若反、意在言外的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经典。

这不同于哲学。哲学的本质是在假设的基础上利用概念创造概念，是理性量化思维，是另一条通向真理逼近真理的形式和途径，但显然这种形式和途径不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徒劳的，因为哲学所凭借的理性思维，始终无法言说“非常道”的终极真理。

中国人早在老子之前、至少2500年之前，就洞察了这一真理，并用诗的语言，去命名和把握这一真理。而西方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弗洛伊德，才第一次赋予非理性，以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这就是差距。

说白了，西方的哲学家们只能探究和认识世俗的真理（有），却无法认识终极的真理（无）。最早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原子，而柏拉图则归结为理念，后来黑格尔是“绝对理念”、康德说成是“物自体”，叔本华则表述为“意志”等等；但今天我们知道，那不过是对不可说的形而上的世界，所做的一种徒劳的假设和类似质点的规定，势必都对应不上那个我们所不认识的形而上的、诗意的世界。

形而上的、诗意的世界，只能靠人去把握而不能说明和确定。如此看来，只有老子最客观也最聪明：“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还说，“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始万物之宗。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马王堆汉墓帛书本）。

这等于是说，我不知道那个最初的存在是什么，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才不得不强行命名它为：道。注意，老子所说的“道”，是“恍兮惚兮”的一种存在，是活泛的能量。这与西方哲人的表述完全不同，没有这个活的、富有生命力和创生力的、宇宙天地万物变化的总源、本源，就没有一切。

老子的表述，无疑是最富有诗意的表述。这种表述方式，见证的是老子非理性的内省、内观乃至让智慧自动涌现而照见一切的功夫，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认识、感知世界的最基本的途径和表达方式。与西方散文化的表达、逻辑思维和量化思维的表达是完全不同的。



我想我们已经知道，最初的诗，广义的诗，是超越文学形式的，它是从纯粹的非理性的能量土壤中涌现出来的，存在于一切“在场”和不“在场”的事物之中（时空系统和非时空系统），它是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伴随人类的诞生而诞生。

只是到了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渡过了远古蛮荒时期，才逐渐产生了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于是，作为文学形式的诗歌，也同步诞生了，一直延续到今天。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明白，诗，其实有两种：广义的诗和文学的诗。广义的诗，它是一种无法用语言直接说出的存在，是一切艺术的统称和核心，是世界的本源和本质，是人类认识世界、感知世界、观照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每一个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之“有”、抵达梦幻之“无”的一种栖息方式。

而文学的诗，则是根据地球上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肤色和不同民族的人类、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学信仰以及不同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对诗所给出的界定和定义。比如在中国，人们对诗的传统认识，根据“百度百科”上的解释，一般是（相当于定义）：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

但在今天，这个定义未必恰当。因为今天的自由体新诗，由于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更接近一种超越传统文学形式的泛诗。这种泛诗，自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至今百余年，一直处在野蛮生长的阶段，没有形成固定的体式。

而即使如此，我觉得作为自由体新诗，可以有多种探索、多种写法，但无论怎么写，虚实相生是首要的、最起码的要求。换句话说，判别一首分行体的文字是不是诗的最简单办法是：是否做到了虚实相生？有实无虚不是诗，有虚无实也不是诗。只有虚实结合、虚实相生才是诗。

是的，简单地说，只有虚实相生的分行体文字才是诗。其中的“实”对应“有”，筋骨、脉络、腠理是也，考察的是诗人提炼的功夫。“虚”对应“无”，空间、留白、意味是也，体现的是诗人的想象力和思维触觉的深度、锐度。

总之对于创作一首诗而言，我们不可轻忽：“有”不过是途径、手段，“无”才是根本、目的.

为诗做长论，先赞

欣赏

提读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