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年和张福菊她们坐在了一起
陶发美
我现在要说一说的,是刘年的《岩头寨之夜》。为何要说一说这首诗?我心里的一个感动就是:它呈现了现代汉语诗的一个很好形态。那么,怎样才是一个很好形态?这不能凭空想象,而要有文本的显示,就是让文本来说话。有什么样的诗歌摆在那儿,就有什么样的形态摆在那儿。
初一看,《岩头寨之夜》并不特别。但细一看,我发现,它的叙事方式很独特。它绝不参合一点虚拟的东西,叙事之外,不再拖沓,甚至,它拒绝了想象的辅助。再说,它又是抒情的。他的抒情是轻度的,又是有厚度的;它的抒情不是从语言的外层空间发出,而是从语言的内层空间来的。即是说,它不是一种表面的声象,而是作者内在情感的一种气象,也是生活和土地该有的一种所得。刘年的诗印证了这样的事实,即:人类崇高情感的故乡在乡村,人类诗歌的最大源泉也在乡村。
刘年到了什么地方,他并不摆出一个诗人的作派,他是聆听的、凝视的,温情的,也是思虑的、记录的。在语言上,他尽可能地保持了与生活、与土地的亲和力。他不会用那种乖张的,炫技的声音,去打破那些山川草木,那些村寨屋舍的宁静。
在《岩头寨之夜》里,人物可谓高度聚焦。一个母亲、两个女儿,即三个女人的故事。尽管也写到了男人,但不过一次闪现。“人生当如张福菊”,对于整首诗来说,单这一句,看似非常简略,但就像是一个精神统领,它所带动的节奏感非常强烈。同时,它不仅是一个节奏感的,它还包含了多彩人性的一种价值判断。
《岩头寨之夜》就像一个舞台,尽管两个女儿出场较多,但只因有了“人生当如张福菊”的再三吟诵,所以,两个女儿并没有抢戏。一首诗读下来,很像是一个中国农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作者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但要把一个母亲、两个女儿的形象凸显出来,还要把中国乡村女人的品格凸显出来,更是要把一定时代的人性面貌凸显出来。
事实也是,在《岩头寨之夜》里,人的表现也是人性的表现。的确,刘年写到了一些人性的困局和痛点,但又不止是这样,他所呈现的,——还有中国乡村留存下来的,也是最伟大,最稀罕的一种生命迹象。这种生命迹象还在呼吸着、生存着、繁衍着。再往时间的远方看去,很难说,这种生命迹象,不是一种世界原初性的皈依式存在;也很难说,这种生命迹象,不是这块古老土地上最生动的魂魄。
张福菊她们是勤快的女人,她们拼命劳作,赢得生活,争得生存。不过,一旦遇事,她们又是爆裂的女人,又是不可终日的女人,她们可以一口吞下老鼠药,不惜狠狠地折断自己。是啊,她们还是任性的女人、坚贞的女人,她们还是惹不起的女人,还是播一路芳尘的女人。她们也像男人一样能够大碗喝酒,以至喝到一塌糊涂,喝到义薄云天。当刘年和张福菊她们坐在了一起,谈天说地,读诗论诗,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她们才是最素朴、最豪爽、最富有土地气质的诗人。
看得出,刘年这几年的诗情表现,有点我行我素。他并不信奉西方诗歌的那种玄奥体。他的美学是一种本土化的生成,是自我身心与土地的结合。不管怎么在写,他整个思绪的气脉总是直通大地。他的诗句,就像一根根富有生机的藤蔓,它们有无限可能——生出无限枝叶。这让人感到,一些本不可见的东西,一些隐秘于人性深处的东西,或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某个节点盎然生出。
我再说,刘年的诗有一个很好的形态,还在于他的一个思虑形态。这种思虑形态,光影一般地投射在每一字里行间。它们是事实的,又是光影的;它们是生活的,又是信念的;它们是写真的,又是写意的;它们是农妇张福菊的一个日常形态,又是诗人刘年的一个忧郁形态、一个追寻形态。
2019.12.2于深圳
附:岩头寨之夜
刘年
人生当如张福菊,生两个女儿
脸大的女儿去抽柴,胆大的女儿提着刀
去雨里砍白菜
人生当如张福菊,生两个女儿
犁田的时候,一个女儿送饭,一个女儿送草
受人欺负的时候,一个女儿骂累了
还有个女儿接着骂
人生当如张福菊,生两个女儿
吃老鼠药之后,一个女儿喊父亲
还一个女儿喊医生
人生当如张福菊,像三毛一样
万水千山走遍,像三毛一样
宁负天下,不负他
酒要喝干,歌要唱完,73岁的张福菊举起碗
“一夜太长,一生太短”
人生当如张福菊,生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喝醉了,还有个女儿
接着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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