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严观的长诗《远扬》读后

　　　　　　（湖北）弓木


　　读罢严观的长诗《远扬》，一个怀揣梦想，风尘仆仆的跋涉者、开拓者、布道者的诗人形象萦绕在我的心海。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知其人，如临其境；缘来是你，真的是你，一定是你，必须是你：“灵魂的意趣随风而动，你拔下土上的结籽，／细嚼品咂醉人的味道，粒粒皆生命的醇香。”你既有有趣的心灵，也有迷人的动作，还有理性的沉思与情感的抒发：“我久居大地的东方，知晓裹挟的因子／为何物，又何尝不明了尘世的沧桑？／／破天荒的烟尘，卷起新愁旧梦，／我选中一位少妇的眼眸，她醉我心扉。”“我是那个高处端坐的男人，审视什么／或思考什么，或自言自语念叨着什么。”这个“我”，我读着读着不知为何就有着《旧约》中摩西的幻象或《新约》中施洗约翰的异象隐约而来。读诗至此，我不能不被灵感激动，不能不被圣灵感动，从而生成一个诗意且神性的审美世界，如同一道生命的亮光，明耀了存在的本来面目，明亮了历史的叙事细节：
        “烈日下的船坞，有来自西洋的巨大宝轮，／沿途的岛屿与皮肤汗溜的兵士，”也亮丽了生活的欢愉：“腰部体感的快乐，年轻的胴体藏有紫葡萄／的酵素。……”还有寓意明朗的象征：“要在高天低树的旷野走入羊群，像头羊／与世无争地走入草场，又有益无害地／回到栏中。羊，与牧羊的女孩，”乃至读诗的审美观感与欣赏体验畅快淋漓：“多美的双手挤压母羊的胁间，多美的面孔／与乳汁在我的孤独里，葡萄藤的根须／所探找的就是我们吮吸的水，……”
        再读《远扬》，我重在思考对其题材、主题、意蕴的解读与理解。其实，作者在副标题中说是：“百年和诗，和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远征》”，其副标题作为按语（案语）已作了提示说明，《远征》原作作为发挥影响乃是被借鉴与母题，而唱和之作《远扬》作为接受影响乃是借鉴与超越。所以我们必须对照下《远征》来读《远扬》才能明白或理解其思想内涵。然而由于诗歌作品本身寓意的隐潜性、含蓄性、多义性乃至歧义性，加之读者是在各自的心态、预期、维度与视位上对其解读，所以对其的理解肯定是见仁见智，所见不同的。就我本人愚见，就我的第一印象而言，我认为《远扬》有着人性的体验与生命的超验，从而涉及对宇宙终极本原的探求与呼求神性拯救的意味：“我向你宣告赤裸裸的人性，我向你们／鼓吹不人性的道德，哪怕敌意重重的异域，”诗人有感于人生的经验，且从过去式的生活经验进入为当下现在式的生命体验，再而超越现在当下的体验而迁跃未来式或曰先天的超验。
        所谓超验，乃是从客体到主体再到本体的人性本在的客观回归，乃是从诗歌本体到人生本在再到宇宙本原的创造本性之所在，乃是从诗歌本体到诗之本原的中介与过渡的主体所在，从而撩开诗歌纯粹而神秘的面纱而进入诗的神性本质，即诗原。所谓诗原，乃是宇宙本原的诗歌形态形式，乃是与宇宙本原的同义词。换言之，宇宙本原乃是诗或诗性，而诗歌乃是反映诗或诗性（宇宙本原或道）的一种文学形式与体裁。从而诗歌以其人生社会历史与文化所内蕴的先天的神性，指向上帝的显明与神谕的启示：“爱是拯救，泉源在沙漠之地流淌，／你要在太阳里张口，蜜窝般的甘泉就会／让体与心尝到甜美，……”原来爱与拯救是同一个词，原来宇宙本原与创造本性与神性本在是同一个词，原来远征的踪迹是诗歌的创作论：“掘井人，阉马人，一行一行的驮盐的商旅，／蜿蜒经过，那烙下历史哀婉的路径。”而远扬的魂灵是诗歌的本体论：“清凉的水瓮和青丝的长辫是死亡之前的饕餮，／眼神不断瞥过来，生与死在召唤……”
         表达如此多重深广的意蕴，就一首长诗而言，其创作构思、艺术结构是首先要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构思决定结构，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意蕴。综观《远扬》，该诗采用了一种经纬结构、复调叙事与多重抒情的构思模式。如果说开篇的第一行诗：“天下的道路，横贯黄土与苍穹，”是一条横轴线，那么第二、三行诗：“凌驾万物的光辉，大地的全部信息，／在你的足下汇聚。啊，”就是一条纵轴线；而第四行诗：“远行人，你迎风或顺风，”就是位于轴心的诗眼之所在。从而以此诗眼为中心，展开繁复的双向叙事与多重抒情：从“我牵挂远方的事务，牵挂远方”（横向），到“为形而上之爱焦灼的灵魂”（纵向）；从“让态春风满面”（横向），到“让人子的双唇涂满蜜汁”（纵向）。……如果说如此“十字”型构思为其诗艺骨架结构，且骨骼清朗，那么与一个“远行人，你迎风或顺风”相匹配的一个“牵挂的美人，热爱诗歌的灵魂”的形象形态就是肉身之体，且血肉丰满。从“一位少妇的眼眸”，“年轻的胴体藏有紫葡萄的酵素”，到“白昼的璀璨阳光下，少女们解开彩袍的束缚，／释放出自然的欢畅。她们倒退着舞蹈，”从“哦，贵阳女人，我灵魂的诱饵，”到“她不知道我的死亡，也不在意我的思想，”从“高贵的爱的霞辉，大姑娘翅翼的呼呼造访，”到“……向我手中放置桨果／的深肤色女郎，混合着风俗特殊的祝福，”这个前后呼应，一以贯通，一脉相承的美人形象不就是安琪儿的幻象或玛利亚的异象吗？（参见《约翰福音》十二章３节）且为副线；而那位“远行人”的形象则为主线，且为目纲，纲举目张。从而经纬交织，锦绣文字，灿烂诗章，妙手天成。
        以上对《远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即其美学内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下面我们再对其意识形态本质及从宏观历史的视野进行一些阐释。就其作品的现实根源或时代背景而言，当下中国，其负面性，腐朽传统文化与现代舶来垃圾思想的联姻，导致生出一个个社会风气恶劣，人心道德伦丧之怪胎。一些光怪陆离之悖逆，匪夷所思之乖戾，呈现出令人窒息的一幅世纪末景象：“风厚重地吹，呜咽地吹，／所有的面目没有美感，冷酷，／嗜血，线条粗暴的人形面孔肮脏，／透着狡瀣的胆怯。海鸟飞近时，／人众已散，光芒惨淡，／渔船不敢靠岸，夜枭用声音飞远。”歌者愤世嫉俗，一双慧眼，洞悉世态炎凉，叙而为歌；诗人悲天悯人，一片丹心，自是情不自禁，抒而成诗：“抵达抑或告诉，从不可知，／永恒之诗的歌，那神秘的生机勃勃，／那保留在我们中间的密使的启示。”
        我们诵其诗而知其人，因为诗格即人格。就其诗人个性或诗人风格而言，一方面体现为外在表现，尤其为语言形式，即体势，一方面体现为内在意涵，尤其为情感意志，即体性；而两者的融会贯通则为风格，即人格。或言之，我们可以将“风”理解为客观之物对主观的作用，而将“格”理解为主观之格物；即是主体对客体的摹写模仿，也是客体对主体的影响作用，从而风格成矣。就《远扬》作品本体而言，其语言疏展延张，用词丰繁放恣；其意象缤纷浪漫，而又不失妖娆现代；其意境实秀清新，而又飘逸苍劲；其境界开阔深邃，而又超验哲思。其创作风格即景即情，起兴抒发，才情泉涌，不事雕琢，兴致勃发，行云流水，心游万仞，思接千里，“天之禀才，思之速也”（刘勰）。而读者正是在这旷远明透耳目一新的诗歌作品中，走向人的精神家园：“走向空气的陡坡，那血气蓬勃的栖居之地，／征服与自信推远宿命的绝对，／无尽的沿云溯上的狂涛，在每一片波光粼粼／的姿态中耕云播雨，让璀璨的星辰的温情／梦想奔跑，在波光中瞥见永世的未来。”
        在这快意风光的欣赏中也显示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或我们予以评判点赞的实际理由之所在：当下诗歌作品普遍流行的从小山小水小爱小情的小我抒怀到大开大合大国大民的宏大叙事，从歌德派到正能量，从垃圾写作到负诗歌，非此即彼，偏颇失度，进退失据。而《远扬》试图弃两者之所短，扬两者之所长，从而开创新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一路高歌，以其神性与超验的唯美诗歌诏告世界：“琴弦震荡，居住在自己的姓氏里，／重组使命的自在。神圣的骄傲，／择吉日的良辰，宣告姓名与出身，／高不可攀的神凯旋，徐缓，光芒闪耀。”
        而就其作品的因果根源分析，其既有传统优秀文化“诗言志”的渊源关系，又有当代文明的“世界文化”的接受影响。或言之，《远扬》一方面有着对诗歌传统的承续与扬弃，另一方面又有着对世界文化的吸纳与刷新。也正因为是从纵向的历史文化对比与横向的世界文学之影响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阐释其作品的文学意义与价值，确定其艺术方面的成败得失。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伟大构想，正是在文化上指明了方向。换言之，没有实质性改革与进步，所谓当代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与传统的突破与创新也只能是奢望。而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形式，一种审美形态，其突破的方向与意义也就无须多言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简洁与深重。而就中西文化的区别与冲突而言，可就各方面与各层次而展开，如思维层次上的中方重感性思维，而与之比较而言，西方重理性思维；统治管理方面中方重在控制与震慑，而西方重在规则意识与法制建设；在文化导向方面，中方重在意识形态的灌输与主流支配下的一元化倾向，而西方重在多元化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以主流文化予以渗透与强调；在国际意识方面中方迷重万国来朝，以自我中心构建天下主义的国际制序，西方亦注重国际关系的话语权，且自身始终保持处于战略优势地位。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理解中西方体制与文化的冲突，那最为根本的自然是其经济制度的区别：西方自古以来一直重在自由商贸，是在尊重私人财产权基础上建设的一种商业社会；中方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重农抑商，且为小农经济。邓时代的“改开”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进一步深化改开”也正是缘于此。本文并不是重在探讨中西社会的比较，而只是想指出这些区别的最为关键的形成原因，当然所谓的地缘地理因素不无道理，但其文化的导向性也更是不无关系：西方文化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彼岸关怀，有一种宗教情怀；而比较中方文化，我们强调乡土性宗法性实用性当下性，缺乏超越世俗文化的神性信仰，从而在诗学方面也必然缺少一种生命仰望与祈祷谛听的神性写作。《远扬》以其生命意识的超验、祈求、感动的主体论，以其精神浸润，人神合一的纯粹、神秘、澄明的本体论，以一种“在路上”的聆听、呼告、祈愿的诗写方式的创作论，建构了一座新时期诗歌大厦林立的新城：“大地改头换面，从海上看，高楼如山，／城市的轮廓在越来越明亮的光中逐渐清晰。／行云流水般洗过一座座楼顶，休息于郊，／可以赤足漫步的木廊让我们跌跌撞撞。”“新的篇章将开启三地互通、离岸金融、／保税仓库、免税、古老风尚的恢复。／城市的希望与辉煌，人的城市，／而上帝的城市就是高山流水、平畴元天。”《远扬》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而我们如果还想进一步指出《远扬》的文化与人性意义，或者说中方文化之所以缺乏超越意识的人性原因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把人性可两分为人格与原性，而人格又可两分为气质与性格，可对应于人的身心方面；人性的原性也可两分为神性与兽性，对应于人的灵：魂灵与幽灵。中西文化对立的人性源头就在于对人性之原性的神性与兽性的不同认知。中国文化认为“人性本善”，从而也就放弃了对灵魂的拯救，而转向对世俗社会的认同，所谓“满口仁义道德，实乃食人一族”是也；而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本恶”，从而警惕社会世俗关系，且转向知识理性的明智与信仰的救赎，从而自然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意识与制度（如上文提及的西方文化特征）。而文化的诡异与辩证也正在此，认为“人性本恶”的西方文化却在信仰上帝的灵魂救赎下衍生出“基于人性规则的合理秩序”，从而引领着新教伦理下的社会文明；而本着“人性本善”的中方文化，却演义着几千年专制暴力苟政的“吃人”史与无处不伪善作假的社会风气，乃至俗世沉沦的肉体与堕落的灵魂变本加厉，沆瀣一气，愈演愈烈：“一盘广东的肠粉为新的一天加冕，灌一碗／转基因的豆浆，炒牛河，生滚粥留给／下一顿，机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组成／衙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贡献，／让泛义的组词回归常识，回归逻辑。”经济学家小凯认为：“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共同的信仰，中华优秀的文明一定会给世界带来‘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游戏规则的基石。”这些理念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人间清醒，发人深省。在此引用之，也就是从文化、文明与信仰的意义上，从哲学与政治、经济的意义上阐释与证明《远扬》的历史现实意义与艺术诗学价值，同时也隐喻与意味着神性诗歌写作的山高水长，任重道远：

　　……平面的远征
　　与迁徙、放牧等同。哪个方向更好？
　　诗感、貌似游离的意象与语言内蕴
　　形成中心状态的多维视角，快乐源自
　　在路上的状态，目的性何关？
　　这不是历史，消失了的时空，
         由幻象重构——对宿命的验察。
　　　　　　　　　　　　　　　——《远扬》

沉吟至此，思绪起伏，心潮澎湃。一个迁徙者，放牧者，在路上的诗人面目呼之欲出；一个栉风沐雨，负芒披苇，担重致远的诗人行者日夜兼程；一个跋涉者，远征者，开拓者的诗人背景渐行渐远；一个心怀悲悯，放飞生命，灵魂远扬的诗人形象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迷人……
        肇发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新诗，继郭沫若、艾青、徐志摩、彭燕郊、昌耀、北岛、顾城、舒婷、郑玲等之后，海子的精神跋涉并没有止步于一个年轻生命的决绝逝去，严观以40多年的诗写延续了海子对大地的热爱、对粮食的尊重、对苦难与贫穷的思考和对爱情与神圣事物的向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完成了海子诗歌的成人化仪式。作为一个与海子同龄的中国当代诗人，严观持续性地创作了1300多首长短诗歌和诗剧，与杨炼、西川、欧阳江河、杨克等杰出的诗人一起，完成了中国新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开拓，延续了新时期新诗的辉煌。严观的题材覆盖了中国远古神话、重要历史人物、诸子百家、城市和乡村、四时节令等，以战争与爱情、思辨与抒情、叙事与议论、世界与中国等多种方式、多种视角，长河磅礴地推演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生活史、抗争史、迁演史。其波澜壮阔的审美意蕴，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高蹈超越的能力，其终极性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高尚趣味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和重塑神性的信仰，既使对全世界而言，也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且向全球昭示了中和、和平、和谐和美好的人类未来。长诗《远扬》在中国新诗的历史地位和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严观通过语言的创新、深邃的主题、形式的探索，彰显了个体对时代的思考与反应。他是一位真正的具有前瞻性的诗人，是新诗运动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推动者。严观的诗歌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对当代生活的宏大谨严的精神叙事，其特有的超验审美的美学观念，成为底层依托，展开了一场高峰上的“文学试验”。这种叙事和书写对于理解中国新诗在新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严观的诗歌创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通过自由诗和现代主义的手法，将诗歌的艺术表现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
弓木，原名沈革，男，1961年生。现居湖北孝感，业余写些多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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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严观的长诗《远扬》读后

　　　　　　（湖北）弓木


　　读罢严观的长诗《远扬》，一个怀揣梦想，风尘仆仆的跋涉者、开拓者、布道者的诗人形象萦绕在我的心海。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知其人，如临其境；缘来是你，真的是你，一定是你，必须是你：“灵魂的意趣随风而动，你拔下土上的结籽，／细嚼品咂醉人的味道，粒粒皆生命的醇香。”你既有有趣的心灵，也有迷人的动作，还有理性的沉思与情感的抒发：“我久居大地的东方，知晓裹挟的因子／为何物，又何尝不明了尘世的沧桑？／／破天荒的烟尘，卷起新愁旧梦，／我选中一位少妇的眼眸，她醉我心扉。”“我是那个高处端坐的男人，审视什么／或思考什么，或自言自语念叨着什么。”这个“我”，我读着读着不知为何就有着《旧约》中摩西的幻象或《新约》中施洗约翰的异象隐约而来。读诗至此，我不能不被灵感激动，不能不被圣灵感动，从而生成一个诗意且神性的审美世界，如同一道生命的亮光，明耀了存在的本来面目，明亮了历史的叙事细节：
        “烈日下的船坞，有来自西洋的巨大宝轮，／沿途的岛屿与皮肤汗溜的兵士，”也亮丽了生活的欢愉：“腰部体感的快乐，年轻的胴体藏有紫葡萄／的酵素。……”还有寓意明朗的象征：“要在高天低树的旷野走入羊群，像头羊／与世无争地走入草场，又有益无害地／回到栏中。羊，与牧羊的女孩，”乃至读诗的审美观感与欣赏体验畅快淋漓：“多美的双手挤压母羊的胁间，多美的面孔／与乳汁在我的孤独里，葡萄藤的根须／所探找的就是我们吮吸的水，……”
        再读《远扬》，我重在思考对其题材、主题、意蕴的解读与理解。其实，作者在副标题中说是：“百年和诗，和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远征》”，其副标题作为按语（案语）已作了提示说明，《远征》原作作为发挥影响乃是被借鉴与母题，而唱和之作《远扬》作为接受影响乃是借鉴与超越。所以我们必须对照下《远征》来读《远扬》才能明白或理解其思想内涵。然而由于诗歌作品本身寓意的隐潜性、含蓄性、多义性乃至歧义性，加之读者是在各自的心态、预期、维度与视位上对其解读，所以对其的理解肯定是见仁见智，所见不同的。就我本人愚见，就我的第一印象而言，我认为《远扬》有着人性的体验与生命的超验，从而涉及对宇宙终极本原的探求与呼求神性拯救的意味：“我向你宣告赤裸裸的人性，我向你们／鼓吹不人性的道德，哪怕敌意重重的异域，”诗人有感于人生的经验，且从过去式的生活经验进入为当下现在式的生命体验，再而超越现在当下的体验而迁跃未来式或曰先天的超验。
        所谓超验，乃是从客体到主体再到本体的人性本在的客观回归，乃是从诗歌本体到人生本在再到宇宙本原的创造本性之所在，乃是从诗歌本体到诗之本原的中介与过渡的主体所在，从而撩开诗歌纯粹而神秘的面纱而进入诗的神性本质，即诗原。所谓诗原，乃是宇宙本原的诗歌形态形式，乃是与宇宙本原的同义词。换言之，宇宙本原乃是诗或诗性，而诗歌乃是反映诗或诗性（宇宙本原或道）的一种文学形式与体裁。从而诗歌以其人生社会历史与文化所内蕴的先天的神性，指向上帝的显明与神谕的启示：“爱是拯救，泉源在沙漠之地流淌，／你要在太阳里张口，蜜窝般的甘泉就会／让体与心尝到甜美，……”原来爱与拯救是同一个词，原来宇宙本原与创造本性与神性本在是同一个词，原来远征的踪迹是诗歌的创作论：“掘井人，阉马人，一行一行的驮盐的商旅，／蜿蜒经过，那烙下历史哀婉的路径。”而远扬的魂灵是诗歌的本体论：“清凉的水瓮和青丝的长辫是死亡之前的饕餮，／眼神不断瞥过来，生与死在召唤……”
         表达如此多重深广的意蕴，就一首长诗而言，其创作构思、艺术结构是首先要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构思决定结构，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意蕴。综观《远扬》，该诗采用了一种经纬结构、复调叙事与多重抒情的构思模式。如果说开篇的第一行诗：“天下的道路，横贯黄土与苍穹，”是一条横轴线，那么第二、三行诗：“凌驾万物的光辉，大地的全部信息，／在你的足下汇聚。啊，”就是一条纵轴线；而第四行诗：“远行人，你迎风或顺风，”就是位于轴心的诗眼之所在。从而以此诗眼为中心，展开繁复的双向叙事与多重抒情：从“我牵挂远方的事务，牵挂远方”（横向），到“为形而上之爱焦灼的灵魂”（纵向）；从“让态春风满面”（横向），到“让人子的双唇涂满蜜汁”（纵向）。……如果说如此“十字”型构思为其诗艺骨架结构，且骨骼清朗，那么与一个“远行人，你迎风或顺风”相匹配的一个“牵挂的美人，热爱诗歌的灵魂”的形象形态就是肉身之体，且血肉丰满。从“一位少妇的眼眸”，“年轻的胴体藏有紫葡萄的酵素”，到“白昼的璀璨阳光下，少女们解开彩袍的束缚，／释放出自然的欢畅。她们倒退着舞蹈，”从“哦，贵阳女人，我灵魂的诱饵，”到“她不知道我的死亡，也不在意我的思想，”从“高贵的爱的霞辉，大姑娘翅翼的呼呼造访，”到“……向我手中放置桨果／的深肤色女郎，混合着风俗特殊的祝福，”这个前后呼应，一以贯通，一脉相承的美人形象不就是安琪儿的幻象或玛利亚的异象吗？（参见《约翰福音》十二章３节）且为副线；而那位“远行人”的形象则为主线，且为目纲，纲举目张。从而经纬交织，锦绣文字，灿烂诗章，妙手天成。
        以上对《远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即其美学内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下面我们再对其意识形态本质及从宏观历史的视野进行一些阐释。就其作品的现实根源或时代背景而言，当下中国，其负面性，腐朽传统文化与现代舶来垃圾思想的联姻，导致生出一个个社会风气恶劣，人心道德伦丧之怪胎。一些光怪陆离之悖逆，匪夷所思之乖戾，呈现出令人窒息的一幅世纪末景象：“风厚重地吹，呜咽地吹，／所有的面目没有美感，冷酷，／嗜血，线条粗暴的人形面孔肮脏，／透着狡瀣的胆怯。海鸟飞近时，／人众已散，光芒惨淡，／渔船不敢靠岸，夜枭用声音飞远。”歌者愤世嫉俗，一双慧眼，洞悉世态炎凉，叙而为歌；诗人悲天悯人，一片丹心，自是情不自禁，抒而成诗：“抵达抑或告诉，从不可知，／永恒之诗的歌，那神秘的生机勃勃，／那保留在我们中间的密使的启示。”
        我们诵其诗而知其人，因为诗格即人格。就其诗人个性或诗人风格而言，一方面体现为外在表现，尤其为语言形式，即体势，一方面体现为内在意涵，尤其为情感意志，即体性；而两者的融会贯通则为风格，即人格。或言之，我们可以将“风”理解为客观之物对主观的作用，而将“格”理解为主观之格物；即是主体对客体的摹写模仿，也是客体对主体的影响作用，从而风格成矣。就《远扬》作品本体而言，其语言疏展延张，用词丰繁放恣；其意象缤纷浪漫，而又不失妖娆现代；其意境实秀清新，而又飘逸苍劲；其境界开阔深邃，而又超验哲思。其创作风格即景即情，起兴抒发，才情泉涌，不事雕琢，兴致勃发，行云流水，心游万仞，思接千里，“天之禀才，思之速也”（刘勰）。而读者正是在这旷远明透耳目一新的诗歌作品中，走向人的精神家园：“走向空气的陡坡，那血气蓬勃的栖居之地，／征服与自信推远宿命的绝对，／无尽的沿云溯上的狂涛，在每一片波光粼粼／的姿态中耕云播雨，让璀璨的星辰的温情／梦想奔跑，在波光中瞥见永世的未来。”
        在这快意风光的欣赏中也显示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或我们予以评判点赞的实际理由之所在：当下诗歌作品普遍流行的从小山小水小爱小情的小我抒怀到大开大合大国大民的宏大叙事，从歌德派到正能量，从垃圾写作到负诗歌，非此即彼，偏颇失度，进退失据。而《远扬》试图弃两者之所短，扬两者之所长，从而开创新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一路高歌，以其神性与超验的唯美诗歌诏告世界：“琴弦震荡，居住在自己的姓氏里，／重组使命的自在。神圣的骄傲，／择吉日的良辰，宣告姓名与出身，／高不可攀的神凯旋，徐缓，光芒闪耀。”
        而就其作品的因果根源分析，其既有传统优秀文化“诗言志”的渊源关系，又有当代文明的“世界文化”的接受影响。或言之，《远扬》一方面有着对诗歌传统的承续与扬弃，另一方面又有着对世界文化的吸纳与刷新。也正因为是从纵向的历史文化对比与横向的世界文学之影响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阐释其作品的文学意义与价值，确定其艺术方面的成败得失。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伟大构想，正是在文化上指明了方向。换言之，没有实质性改革与进步，所谓当代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与传统的突破与创新也只能是奢望。而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形式，一种审美形态，其突破的方向与意义也就无须多言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简洁与深重。而就中西文化的区别与冲突而言，可就各方面与各层次而展开，如思维层次上的中方重感性思维，而与之比较而言，西方重理性思维；统治管理方面中方重在控制与震慑，而西方重在规则意识与法制建设；在文化导向方面，中方重在意识形态的灌输与主流支配下的一元化倾向，而西方重在多元化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以主流文化予以渗透与强调；在国际意识方面中方迷重万国来朝，以自我中心构建天下主义的国际制序，西方亦注重国际关系的话语权，且自身始终保持处于战略优势地位。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理解中西方体制与文化的冲突，那最为根本的自然是其经济制度的区别：西方自古以来一直重在自由商贸，是在尊重私人财产权基础上建设的一种商业社会；中方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重农抑商，且为小农经济。邓时代的“改开”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进一步深化改开”也正是缘于此。本文并不是重在探讨中西社会的比较，而只是想指出这些区别的最为关键的形成原因，当然所谓的地缘地理因素不无道理，但其文化的导向性也更是不无关系：西方文化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彼岸关怀，有一种宗教情怀；而比较中方文化，我们强调乡土性宗法性实用性当下性，缺乏超越世俗文化的神性信仰，从而在诗学方面也必然缺少一种生命仰望与祈祷谛听的神性写作。《远扬》以其生命意识的超验、祈求、感动的主体论，以其精神浸润，人神合一的纯粹、神秘、澄明的本体论，以一种“在路上”的聆听、呼告、祈愿的诗写方式的创作论，建构了一座新时期诗歌大厦林立的新城：“大地改头换面，从海上看，高楼如山，／城市的轮廓在越来越明亮的光中逐渐清晰。／行云流水般洗过一座座楼顶，休息于郊，／可以赤足漫步的木廊让我们跌跌撞撞。”“新的篇章将开启三地互通、离岸金融、／保税仓库、免税、古老风尚的恢复。／城市的希望与辉煌，人的城市，／而上帝的城市就是高山流水、平畴元天。”《远扬》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而我们如果还想进一步指出《远扬》的文化与人性意义，或者说中方文化之所以缺乏超越意识的人性原因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把人性可两分为人格与原性，而人格又可两分为气质与性格，可对应于人的身心方面；人性的原性也可两分为神性与兽性，对应于人的灵：魂灵与幽灵。中西文化对立的人性源头就在于对人性之原性的神性与兽性的不同认知。中国文化认为“人性本善”，从而也就放弃了对灵魂的拯救，而转向对世俗社会的认同，所谓“满口仁义道德，实乃食人一族”是也；而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本恶”，从而警惕社会世俗关系，且转向知识理性的明智与信仰的救赎，从而自然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意识与制度（如上文提及的西方文化特征）。而文化的诡异与辩证也正在此，认为“人性本恶”的西方文化却在信仰上帝的灵魂救赎下衍生出“基于人性规则的合理秩序”，从而引领着新教伦理下的社会文明；而本着“人性本善”的中方文化，却演义着几千年专制暴力苟政的“吃人”史与无处不伪善作假的社会风气，乃至俗世沉沦的肉体与堕落的灵魂变本加厉，沆瀣一气，愈演愈烈：“一盘广东的肠粉为新的一天加冕，灌一碗／转基因的豆浆，炒牛河，生滚粥留给／下一顿，机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组成／衙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贡献，／让泛义的组词回归常识，回归逻辑。”经济学家小凯认为：“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共同的信仰，中华优秀的文明一定会给世界带来‘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游戏规则的基石。”这些理念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人间清醒，发人深省。在此引用之，也就是从文化、文明与信仰的意义上，从哲学与政治、经济的意义上阐释与证明《远扬》的历史现实意义与艺术诗学价值，同时也隐喻与意味着神性诗歌写作的山高水长，任重道远：

　　……平面的远征
　　与迁徙、放牧等同。哪个方向更好？
　　诗感、貌似游离的意象与语言内蕴
　　形成中心状态的多维视角，快乐源自
　　在路上的状态，目的性何关？
　　这不是历史，消失了的时空，
         由幻象重构——对宿命的验察。
　　　　　　　　　　　　　　　——《远扬》

沉吟至此，思绪起伏，心潮澎湃。一个迁徙者，放牧者，在路上的诗人面目呼之欲出；一个栉风沐雨，负芒披苇，担重致远的诗人行者日夜兼程；一个跋涉者，远征者，开拓者的诗人背景渐行渐远；一个心怀悲悯，放飞生命，灵魂远扬的诗人形象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迷人……
        肇发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新诗，继郭沫若、艾青、徐志摩、彭燕郊、昌耀、北岛、顾城、舒婷、郑玲等之后，海子的精神跋涉并没有止步于一个年轻生命的决绝逝去，严观以40多年的诗写延续了海子对大地的热爱、对粮食的尊重、对苦难与贫穷的思考和对爱情与神圣事物的向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完成了海子诗歌的成人化仪式。作为一个与海子同龄的中国当代诗人，严观持续性地创作了1300多首长短诗歌和诗剧，与杨炼、西川、欧阳江河、杨克等杰出的诗人一起，完成了中国新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开拓，延续了新时期新诗的辉煌。严观的题材覆盖了中国远古神话、重要历史人物、诸子百家、城市和乡村、四时节令等，以战争与爱情、思辨与抒情、叙事与议论、世界与中国等多种方式、多种视角，长河磅礴地推演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生活史、抗争史、迁演史。其波澜壮阔的审美意蕴，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高蹈超越的能力，其终极性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高尚趣味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和重塑神性的信仰，既使对全世界而言，也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且向全球昭示了中和、和平、和谐和美好的人类未来。长诗《远扬》在中国新诗的历史地位和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严观通过语言的创新、深邃的主题、形式的探索，彰显了个体对时代的思考与反应。他是一位真正的具有前瞻性的诗人，是新诗运动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推动者。严观的诗歌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对当代生活的宏大谨严的精神叙事，其特有的超验审美的美学观念，成为底层依托，展开了一场高峰上的“文学试验”。这种叙事和书写对于理解中国新诗在新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严观的诗歌创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通过自由诗和现代主义的手法，将诗歌的艺术表现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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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木，原名沈革，男，1961年生。现居湖北孝感，业余写些多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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