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唯一的、不羁的布劳提根

百定安


   一、所有的艺术异质都源于文化反抗  

太好了 在清晨醒来 一个人 不必在已经 不爱的时候 跟谁说 我爱你。 —— 布劳提根：《情诗》  布劳提根很晚才进入我的视野。最初是读到他的十几首短诗。后来买到肖水、陈汐的译本，是布劳提根大约六部诗集的合集，总共也是薄薄的100多页。从布劳提根情色意味浓厚的诗作，估计这是一个删减本。  在译者的介绍里，不少美国本土的评论家对他的评价比较高。罗伯特•科恩（Robert Kern)将他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并提，称之为“原始主义诗学”（poetics of primitivism）；艺术家西摩尔•劳伦斯（Seymour Laurence）评价他“是一位在马克•吐温的传统中出现的别开生面的美国作家”、“称得上是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小说家肯•克西(Ken Kesey）称其为“美国的松尾芭蕉”（ An American Basho）,并且预言”此后五百年，当我们所有人被遗忘，人们还在阅读布劳提根“。  就本诗集而言，评论家们的赞词不免有些夸大其词。正如人们也可以随手拎出几个布考斯基的颂词一样，但这并不能把他们轻易推向二十世纪的美国诗人之巅。丰厚的诗歌传统与世界诗歌大融合的情势，使我们对于“伟大”一词的安放格外小心。实际上，就布劳提根当下在美国的状况，反对、诋毁他的人或许更多。这种现状，源于现代艺术对于审美者的巨大分化，尤其是对于那些破坏力与原创性同样巨大的艺术家，极易造成偏爱与偏恨两种对立。反过来，这种状况本身就表明，布劳提根是值得一谈的。  毫无疑问，就某一方面讲，——例如，将其归入马克•吐温反讽与黑色幽默传统——布劳提根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别开生面”，独一无二的异质性足以使其成为我们研究的标本。  现代艺术促使那些传统的阅读者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从而适应这一切。  在庞大的传统面前，诗歌究竟能够给诗人们提供多大独创性可能，的确是一个问号。一切似乎都被艺术化了，一切似乎都被叙述过、模拟过或表达过。留给他们拓荒的空间越来越小。他们要么采取同源性掘进，要么采取变异性旁逸，要么只是做出某些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我们读到的，更多是像、类似苏珊•桑塔格称之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本雅明一类的人物的作品，——他们既拥有伟大的传统又拥有伟大的思想，同时又是集大成式的人物；但却很少看到别开生面，打进去，又打出来的疯子堂•吉诃德。而后者的命运往往十分不堪。这种文化确认，确实使人气馁。如果再上溯到9世纪末期的梵高时代，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如此，即使布劳提根作品中充斥的反文化意识，以及反讽、幽默和诗题与正文互文的形式，都不是布劳提根的原创而是积极参与和继承中的扬弃。只要我们了解了现代艺术近200年的进展，了解与之同代的各种艺术流派尤其是“垮掉派”的种种作为，我们就会认同这一点。在反文化意识上，布劳提根是作为其思想上的同道者出现的，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气质也是共同的；而只有他的某些修辞——譬如比喻——和诗的形式的处理上，或许更加“别开生面”，专属于布劳提根本人。而这些，可能就是西摩尔•劳伦斯（Seymour Laurence)称其为“美国独创”（An American oringinal）的原因，也是译者肖水所说的“面对他的诗歌和小说，读者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深深着迷”的原因吧。  现代艺术对于传统反其道而行之是根本的。而采取怎样的反对策略则各有不同，激烈程度或实际效果也各有不同。  布劳提根给人留下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印象。他的敏感与他的玩世不恭造就了布劳提根风格。而玩世不恭在优秀诗人那里，本质上是庄重严肃的。因为他们深知，艺术需要这种庄重，而不是那种花架子式的仅止于玩世不恭。  现代诗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毫无反文化的写作者，本质上是没有前途的。问题在于，文化是多重构成而不是单质的，一个写作者必须在动笔之前，将其分离出来，像某种化学实验那样。我们看到不少以”斗士“面目写下的文本，——说句老实话——也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小聪明。

二、布劳提根提供了新的口语诗典型标本  

中国人在他们的浴室里 抽鸦片。 他们都进了浴室， 然后锁上门。 老人坐在浴盆里 孩子坐在 地板上。 ——《来自唐人街的一张明信片》  布劳提根经常以上述这种客观性描述完成一首作品。这句诗不仅是口语的，它看起来更像是无意义的旁白，也想是对一张唐人街明信片上风俗画的具象描述。但是，它给读者提供的一定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许多有关口语诗的争论，可以以此一首诗作为标本。纯客观到底是否存在？纯粹的叙述本身能否赢得某种隐喻？这些都是可以深入探讨的。但是，我们仍然隐约可以感到，这类诗存在的意义。  我始终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抒情是否必须存在，以及务必要在诗歌中采取客观的描绘，而在于如何在诗歌中恰如其分地做到客观性描绘。诗歌不应只以意义论高下，而同样也需要感知与领受。如同一些感叹词，它们的组合本身就生发出某种情绪和意味。词语通过组合在一般诗人那里可能是共生同构的关系，但在布劳提根那里，多数情况下则可能是冲撞与解构。例如，下面一首诗的最后一句：  我六岁的时候 曾经和一个女人 下中国跳棋， 她九十三岁了。 她一个人住， 公寓和我们 隔走廊相望。 每周一和周四的晚上 我们都一起下中国跳棋。 下棋的时候，她通常会说起 她的丈夫， 他已经死了七十年了。 我们喝茶和吃饼干 以及作弊。  ——《中国跳棋玩家》  在这里，布劳提根仍然在用叙述方式展开和结束一首诗。它最后生成了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首小说体诗歌。但它显然不是小说。小说与诗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分行，而在于语言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张力或者意味。这种写作需要诗人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就是诗性。它可能在一首诗结束之前产生某种抒情性，也可能仅仅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叙述。  口语诗首先在语言上拒绝深刻，这当然是现代诗歌标榜拒绝意义的重要方式。但他们从另一条道路证明，深刻，从来不仅仅来自语言本身而是来自词语的组合。然而，这很可能不是布劳提根关注的东西。也许是故意，也许是兴之所致，他也喜欢写这样在我们看来了无意义的诗：  《她观察的方式》  我每次看见他，心里都想： 天哪，我真该庆幸他不是 我的父亲。  再如，《男人》：  戴上帽子 他大约比出租车高 五英寸   在布劳提根那里，没有什么是绝对崇高的。现代诗人不厌其烦地使用反讽，其目的就是反对我们脑海中堆叠成山的诗的崇高，或者，伦理学赋予我们的各种崇高：  在凌晨1点03分，一个屁 闻起来像 一只鳄梨和一个鱼头的婚姻。  我不得不起床 不戴眼镜 就去将它记下来。 ——《12月30日》  这种反讽，很多时候带有玩世不恭的粗俗的冒犯。但它是一种新颖的冒犯，也可以是一种”无意义“的冒犯。  这类诗构成了布劳提根的主流，使我们的阅读忽然成为一项不需追逐意义而只需跟着词语前进的一项行动。语言停止，诗歌（而不是诗意）也同时停下。它几乎不带歧义，因为它是透彻的；它是简单的，因而造成了复杂；这复杂却是无核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读到这样的诗而怀疑我们自身的逻辑和智商。  我感到害怕。她不 爱我，我绕着房子 踱步，像一架缝纫机。 它刚把一个无赖 缝在一个垃圾箱的盖上。  这样的诗，你当然可以从中把握一些情绪的脉搏（而且还有可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你不觉得那样的劳动是多余的吗？布劳提根的许多诗，我们宁可照着字面的意思去读从而获得读诗的直接乐趣。  在写给玛丽亚的《我生活在二十世纪》一诗中，我们看到布劳提根是如何将一个具体情形与时代挂钩的：  我生活在二十世纪， 你就躺在我的身边。你 睡着的时候，并不快乐。 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感到无助。你的脸庞 是那么美丽，我忍不住不去 赞美它，但我没有办法 让你睡着的时候 也感到快乐。  这首诗显然触动了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的赞美、忧伤和无助。布劳提根善于将巨大与细微、抽象与具象并置在一起，这弄不好就会犯忌的修辞。我们很少有胆量这样使用它，或者有胆量说，自己可以使用好它。  我们通常认为布劳提根是以非逻辑的方式完成了一首诗。他跳跃性所带来的语言跨度同时带来了诸多理解的难度与阐释的难度（假设每首诗都务必需要阐释的话）。但是，现代诗又是需要的恰恰是魔术而非炼金术。  《邮差》一诗，最能代表布劳提根的诡谲之术。他把”胡萝卜、辣椒和草莓“与三个伟大的十九世纪法国诗人乃瓦尔、波德莱尔和兰波”统统放在对“冬天里的蔬菜的气味”的比喻中。这样的句子突如其来而又令人拍案叫绝。  一首诗，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果，不单在于其逻辑上，而且甚至是，它仅仅依靠了某种非逻辑。布劳提根永远不会让我们知道一个词的后面跟着的是另一个什么词，一个比喻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哪一个比喻。读他的诗，是一种过山车的经历。它可能是一个小场景，一个画面，一个调侃:  我坐在咖啡馆里 喝着可乐。  一只苍蝇正安睡在 一张餐巾纸上。  我必须叫醒它 这样我才能擦眼镜。  有个漂亮女孩我想看清楚。  ——《11月3日》  布劳提根与其当时的“垮掉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作品有很多“垮掉派”的共性因而也基本可以采用分析“垮掉派”的方法来加以分析。然而，布劳提根就是布劳提根。他不像金斯伯格（Allen Ginsburg）们那样四处“嚎叫”，而是仿佛一个破坏者举着一根点燃的香头四处暴雷。  艺术上的任何带有”起义“性质的举动，——包括集体的、个人的——无不打上”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烙印。许多人一提到”反文化“就自然而然地将其理解为”反传统“，似乎全部艺术史就是一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赞赏的一方强调其”革命性“，而反对的一方又通常将其归入某种大逆不道。这种动辄对立的立场评判，放弃了艺术的发展同样具有螺旋式的某种特征。正如布罗茨基在《在但丁的阴影下》一文中，谈到蒙塔莱时所说的，”艺术的悖论在于一个艺术家越是受惠于传统，他就越有创造力“。  所有的诗人都是如此。他们都活在经典的阴影之下，也活在在经典的庇护之下。伟大的诗人都是首先匍匐于经典，然后才能站在经典的肩膀。唯一不同于平庸诗人的地方在于，他们在与经典和经典传统反复磨合中，始终充满了警惕和矛盾的痛苦之中。即，他们必须首先看到阴影之所在，而后才能走出阴影。  布劳提根也不例外。在他身上，有着诸多经典的影子（而非阴影）。除了”垮掉派“的平行影响，波德莱尔的恶性美学，萨尔瓦多•达利的反抗精神，海明威的彪悍性写作方式，以及松尾芭蕉等日本俳句的简括之风••••••，混合地出现在布劳提根的作品中。你倾心并长期浸淫于某一种写作美学和写作方式，你的作品中就有什么样的写作美学和写作方式。所以，过度地将写作修辞置于写作意识的分析方法，必然会将某种修辞推到一种精致而略显无聊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有创新意识的诗人，他的创新性修辞是自然而然的，否则，在诗人那里首先都过不了关。这也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结果。  而一首优秀作品，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表达着诗人的文化认知和文化姿态。而各种修辞，——具体到布劳提根，比如反讽，戏谑，——都是构成这种文化姿态的因素。它在作品中集体生成有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个人风格，也就是异质性。  异质性的重要程度是如此无可比拟，全在于诗人一落笔，就显示出强烈的陌生化效果，能够瞬即打破经典所形成的固化的”历史模块“。从各种熟知的写作常识和样式中突围出来，令人耳目一新。它可能是一种整体上全新的形态，也可能是局部的全新的形态，但是，正是依靠这些，诗人真正进入了创造。他不仅脱离了经典和常识的阴影，也脱离了自我的历史的阴影，建立一种新的常识。他的每一条河流都是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贡献率是辨别一个诗人优劣的试金石。  

三、布劳提根发明了比喻  

我对他的认识首先来自于它令人惊骇的比喻。比喻，这种古老的修辞方式，在许多诗人那里，已经到了黔驴技穷，无喻可比的地步，在更多的无效写作里，比喻甚至成为一种可以反复照抄的烂俗之举，以至于有人提出，要消除诗歌中的比喻，也得到了一众的响应。但是，据我的观点，是否在诗歌中使用比喻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以及如何使用。  布劳提根最著名的一部诗集，是《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它和劳提根的其他短小精悍的“口语诗”一起，构成了辨识度极高的“布劳提根风格”。我最初的惊诧来自于他的同名诗： 避孕药与春山矿难  当你吃了你的避孕药 就像发生了一场矿难。 我想着所有 在你体内失踪的人。  把吃下避孕药比喻作一场矿难，既突如其来，又使人拍案惊奇。而另一首诗《在咖啡馆》也同样如此：  在咖啡馆   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咖啡馆里卷起面包片 像折起一张出生证明，或者 他正注视着一张死去的爱人的照片。  按照传统上对于比喻的定义，比喻的构成，必须具备两个成分：一个是“本体”或“主体”，即被比喻的事物；另一个叫“喻体”，即用于作比的事物或现象；此二者之间，既有本质的差异，又有某种相似之处。然后，根据比喻词判断该比喻属于明喻、暗喻或者隐喻。  在第二首诗中，和在布劳提根的大部分诗一样，几乎就是一首由比喻直接构成的诗。或者说，几乎他的每首诗都是比喻之诗。  “穿着金属戏服的/石榴们，从我身边走过。”（《石榴马戏团》）  “你发动死亡，上车，开走，/像一面旗帜，用一千座燃烧的殡仪馆/制作而成。”（《死是一辆永远停泊的美丽的车》）  “我掀起抽水马桶坐垫/就像掀开一只鸟巢” （《惊讶》）  “她的脸抓紧她的嘴/像一片叶子抓紧一棵树/像一只轮胎抓紧一条公路/像一把勺子抓紧一碗汤。”（《一位女士》）  “一阵慢雨在河面上/嘶嘶作响，/像一只装满油炸鲜花的/平底锅，/每一滴雨都使海洋/再次诞生。” （《河流的回归》）  “她的屁股就像一只/发霉的冰箱。”（《交配的口水》）  比喻，在过去的意义，是指“以具体表示抽象，化虚为实”。但在现代诗歌中，它们完全可以反过来使用。工业与科学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使我们能够挣脱长期以来那些田园诗附加给我们的那些陈腐乏味的喻象和喻体，从而借助新的修辞材料；现代派尤其是深度意象派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不少示范。但是，它们的弊端仍旧来自于田园式的美学修辞。  布劳提根的比喻在深度意象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不仅打破了喻象喻体之间内在的逻辑性和相似性（形态、颜色、气味甚至性质等），而且打破了关于比喻的一切限定。在毫无瓜葛的两个喻体之间，无中生有地生成一种比喻。试举布劳提根的《卡夫卡的帽子》一诗为例：  雨水打着屋顶，/像一场外科手术。/这时我吃掉了一碟冰激凌，/它像卡夫卡的帽子。  那是一碟尝起来/像手术台一样的冰激凌，/病人就躺在上面/仰望着/天花板。  短短一首诗，一连用了三个比喻：雨水敲打屋顶像一场外科手术；一碟冰激凌像卡夫卡的帽子；一碟冰激凌尝起来像手术台。布劳提根每打一个比喻，就是一次词义的推进；是一个转折或者递进，但也可能是一个新的陷阱。第一个比喻有声音上的联想；第二个比喻有形态上的联系；但第三个比喻呢？一碟冰激凌尝起来像手术台？似与不似，合理与不合理，交错使用，但我们读完之后，仍不得不承认这首诗的内在完整性。这种比喻，不但呈现出陌生化的效果，而且也为诗歌比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通过诗歌的逻辑展开比喻呢？  比喻通常依靠联想来进行的。但布劳提根创造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比喻，他们不仅依靠联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了想象。由于想象力在比喻中的运用，比喻得以完全非逻辑化，从而在毫无瓜葛的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主观生成的逻辑，从象喻进入了质喻，不仅更加深邃而且更加混沌迷人，使寻常事物浑然具有了某种精妙的隐喻，通俗易懂的词语成为带光都词语，并藉此超越了口语诗的部分局限。他的诗意的递进是随着比喻的递进而递进的。他的比喻与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比喻并不终结于它完成之时，他的比喻是一台发动机，在其生成之际，才刚刚突突地发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