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现代诗之辨
文/产安江
在中国，新诗是从“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的白话语言中脱胎出来的，以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为标志性起点，至今已逾百年。其间经过几代人的争论不休，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现代诗”，甚至这一称名已被诗界主流认可，有一种尘埃落定、不可撼动的趋势。
不过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小的争议。如内地有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认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和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受外国现代派影响产生的新诗，都属于现代诗；而有人则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之前的诗包括部分朦胧诗是新诗，此后的诗基本上是现代诗，理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还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农耕文明的传统，独立的个人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
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会发现中国台湾是最早明确提出并界定“现代诗”这一概念的。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紀弦，曾经倡导用白话文进行“现代诗”创作，并且提出了所谓现代诗的六条标准。而中国的港澳地区自不必说，他们由于在回归祖国之前分别长期被英国和葡萄牙“租借”，当然更习惯新诗就是现代诗的称名了。
而无论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和内地都如何不加鉴别地将新诗定义为现代诗，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在于：在两岸三地的诗界普遍看来，新诗横向移植、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是现代诗。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借鉴的程度偏多偏少而已，这才在内地有了诸多小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争议，大都没有想到要废除“现代诗”这一称名，而是争论将哪一时期的新诗界定为现代诗更为合理。
但新诗（无论哪一时期的新诗）真的就是“现代诗”吗？严格来说，我认为这种称名是很成问题的。究其根本原因，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诗歌理论家和学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体系的文化混为一谈，从而将西方的“现代”概念强行植入东方的错误称名，是胡乱攀附、张冠李戴的典型表现。
若进一步深究起来，这与近代鸦片战争以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列强疯狂侵略中国宰割中国、打垮了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民族自信心不无干系，乃至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他们提出全面反传统的口号。值此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连自身的文化、自身的话语体系都想要彻底否定了，如鲁迅、钱玄同和陈独秀甚至都不约而同地主张要废除汉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潮流推动下，西学大面积在中国流行，来自西方的文化和概念，全面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肌肤之中（尚未及肌体和骨髓）。
但是，东西方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化。今天，我们国家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早已经摆脱了当年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因此，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理应比我们的先辈、前辈认识更加透彻。学习西方是必要的，但不能连基本的概念也不去明辨、明析，而毫无理由地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将“现代诗”这一概念无端地按在中国白话新诗的头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只能从我们自身的文化体系里来审视判定新诗的称名。
我们知道，明确系统概念内涵（类似于正名）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划分方法。而划分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基本规则：一是划分的标准必须同一，不能违反同一性。二是子项和母项必须相应相称，即划分所得的各子项之和必须等于被划分概念的外延。三是划分后的各子项必须是全异关系，互相排斥。
对照上述三个标准，我们可以将中国诗歌（简称汉诗）进行严谨的“一次划分”，即：文言诗歌和白话诗歌（其中文言诗歌简称古诗，白话诗歌简称新诗或直接称白话诗）。从这个严谨的划分里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现代诗”的位置，和“现代诗”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
需要强调的是：从本民族文化体系整体发展的纵向历史线索来看，白话诗相对文言诗，或新诗相对古体诗，至少可以长期称名下去。尤其是白话诗的称名，相对文言诗可以无限永久地一路称名下去，而不会发生任何偏差。但“现代诗”的称名就不一样了，这不仅是将西方概念无端夸系统嫁接到东方中国文化里的问题，而且也不可能永远“现代”地称名下去。
这是称名首先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要从大处和长远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诚然，文学无国界，在东西方文化空前大融合、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某一首或某个阶段的白话诗（新诗）包含了多少了“现代性”的成分和特质，但这决不意味着白话诗（新诗）就是“现代诗”，决不能将白话诗（新诗）和“现代诗”等同起来。
其次我们应该明白，所谓“现代诗”，本质上和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密切相关。而这种“现代性”，重点是它的内存，虽然它也包含时间要素，指从西方文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历史时间——但重点不是这个，而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人文特质。这些特质主要是现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所谓的历史进步等要素——这些，才是“现代性”及其所衍生的“现代主义”的实质。
而如果回溯西方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的基因，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埋下了。也就是说，“现代性”本质上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是西方独有的一种内生的传统，它直接起源于亚里斯多德的直线掘进的形式逻辑，最早在古希腊所谓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和哲学家柏拉图陈述洞穴隐喻时，就潜藏着这种“现代性”的胎记。在西方近代哲学家中，黑格尔较早地洞悉到了这种隐秘的关联。今天我们不妨说，西方整个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阐释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发展史：西方自古希腊至今，一直在延续着这种打破外部空间的“现代性”冲动。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只有西方社会才会产生的一种原始的文化冲动及其相应的概念和称名。从比较近的历史来看，这些概念纯粹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特质。而中国社会，不说古代没有这种“现代性”的基因，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和传统；即使是近代的民国和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哪怕也推行了市场经济），但也都不是、至少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结构形态不同，意味着土壤不同，文化概念也不同。
有什样的土壤就会滋生什么样的文化，有什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艺术。说到底，文学艺术是一定的文化的反映，是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的外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体裁，在称名上只能从中国文化的范畴去考量。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新诗，从诞生直至今日，始终是反映中国文化的新诗、即白话诗，而不是“现代诗”。深度打量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诗歌作品，它们虽然都外在地借鉴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诗歌技巧，譬如隐喻、象征、超现实主义等等；但表现的都是对中国传统农耕年代和农耕生活的怀旧式抒情、对世俗生活的满足式迷醉和无聊式消遣、对社会现实的刻意逃避甚至怨妇、怨男似的牢骚情怀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缺乏对社会现实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度思考和思想过滤，缺乏对中国人普遍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和深度把握，更缺乏作为本质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尊严和灵魂的气质——因此，这样的“现代诗”，充其量，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现代诗”。
惟其如此，将“五四”以后直至今天的新诗，说成是“现代诗”是不准确的。我们今天所见的中国的“现代诗”，远远不是什么现代诗，而是实实在在的白话诗或新诗——即：区别于传统古体诗词的新诗。实在要与“现代诗”扯上关系，恐怕也只能算是脚不沾地、主观臆想、一厢情愿式的现代诗。因为我们所置身的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因此必然不具备这种“现代性”。
说穿了，现代性是内在的骨，而不是外在的皮。我们今天很多从事“现代诗”写作的诗人（其中不乏著名诗人），对现代诗的“现代性”含义，尚停留在一知半解甚至懵懂无知的状态。如有人居然将“富有时代特征”理解为现代性，这同样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富有时代特征”并不是“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这种说法，是将现代性和时代性混为一谈。 深究起来，这正是中国人向来不喜欢思考，满足于“差不多”的传统思维惰性所致，也是想当然缺乏理性的表现。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名称的混乱、概念的混乱，绝非小事，绝不可轻视。它将直接导致思维的混乱、思想的混乱、言说的混乱，甚至社会秩序乃至社会一切的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今天，重新认识新诗（白话诗）、审视新诗和现代诗的区别，抛弃“现代诗”这一不伦不类滑稽可笑的错误称名，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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