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不改变搞大规模运动的思维方式，民族将不能进步

——由浏阳防疫管理人员入室打人想到的


文/苦海（黑龙江）


今晨，我醒来翻阅微信就看到网易新闻有态度发布的一则消息《彻底凉凉，浏阳打人者廖勇等四人涉嫌寻衅滋事及渎职被提请刑事立案》，我就想写一篇小文章，提请管理部门注意和改善。
其实，管理者进入居民家中殴打提意见的人，我的意见更高屋建瓴，我认为根子都是出在居家隔离管控的政策上，中国由于是一个管理有力强力的政治体制国家，本来如果是对正确事业的管控，是非常有利于民族国家人民的社会体制，但同时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秀政治体制的管理，也非常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一些管理人员的素质低下，国人的权利意识容易膨胀，造成权力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被管理者不但不敢不服从管理，甚至都不能发言发声提一点反对意见，提意见就可能上门管理你警告你抓你打你。

所以，我对我国的政治管理体制的建议就是：中央不要轻易发动和搞大规模的管理运动！这样非常容易唤醒中国人骨子里的大规模盲从心理和压迫他人的种种不当不良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新中国建国后，历史上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例子，当然全国的大规模的防疫管理运动不能完全与那些错误的政治运动相提并论，但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换汤不换药，同样能唤起中国人心里的奴才意识和一些恶劣作为的爆发和演出。

所以，我们中国应该要警惕自身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皇权”至上的问题：在今后的国家管理体制中，权力部门应该尽量避免少搞大规模的各项运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还是科学还是医疗，都要让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从2019年迄今持续三年的这场全国全范围严防冠状病毒疫病的最初的严厉管理措施到今天的逐渐放开和放松措施，到底给了我们中国和中国经济和所有国人的心理和命运造成了什么后遗症，恐怕比疫病本身造成的危害更多更大。

身体的病好治，但意识形态约束的病难治，某些中国人的狭隘思想素质和必须唯唯诺诺的治国理念很难改变，而且又加深了。
我们的国家是需要进步的，而由于一场疫病的缘故，封城封户封家封人，形成了我们民族经济改革开放繁荣昌盛后的一个小退步。
对正常的言论和无恶意的建议的严厉管控，是中国这十多年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倒退。我相信未来还会回到正轨上。
应该允许人民说话，提意见。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允许每个人帮助管理者更加文明有效管理国家，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基础条件和前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还是少搞全国规模的限制自由生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国不太适合这样做，维护反而可能破坏。
都说形式主义要不得，但一些人离了形式主义就不会治国。

唯唯诺诺的下层官员对上级的指示从来都是给群众加码的，给群众的生活和尊严带来很多气懑，美国欧洲西方国家对待疫病的态度和方式也不是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的政令式的限制自由的疫情防控管理也不是没有一点弊端的，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要靠与国际接轨的思想开放的进步发展理念，不是靠国家对国民的完全彻底的家长制的包办！

由于体制的僵化，在中国，许多真正的人才都不能参与国家的决策和管理，譬如，诗人苦海做不了国家省市县的政协委员，就只好自己写一篇文章，也希望能引起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的国家管理者实施新措施方案时的重视。

在这次对新冠肺炎的防疫之战中的后期，新二十条新规的发布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我们这个国家不能除了防疫以外啥也不干，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喝西北风吗？防疫不能取消，但措施必须精准，在精准上保证科学态度上的严格，但也必须要给予人民足够的生活态度上的自由度！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有优秀资格的国家。

现在回想一下：我们有多少人没有传染上疫病却被迫打了对身体不一定有好作用的疫苗？我们有多少人没有感染上疫病却被强制隔离居家浪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有没有平时遵纪守法却在疫病防控中因为情绪低落失控而受到各种惩罚的人冤枉不冤枉？

中国如果不改变大搞举国运动，民族就不能真正进步，其实这早就是老生常谈；这就好像是：不允许民众聚集大办喜丧，却可以，一个国家都聚集起来大办喜丧？



               ——诗人苦海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写于黑龙江饶河

如果中国不改变搞大规模运动的思维方式，民族将不能进步

——由浏阳防疫管理人员入室打人想到的


文/苦海（黑龙江）


今晨，我醒来翻阅微信就看到网易新闻有态度发布的一则消息《彻底凉凉，浏阳打人者廖勇等四人涉嫌寻衅滋事及渎职被提请刑事立案》，我就想写一篇小文章，提请管理部门注意和改善。
其实，管理者进入居民家中殴打提意见的人，我的意见更高屋建瓴，我认为根子都是出在居家隔离管控的政策上，中国由于是一个管理有力强力的政治体制国家，本来如果是对正确事业的管控，是非常有利于民族国家人民的社会体制，但同时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秀政治体制的管理，也非常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一些管理人员的素质低下，国人的权利意识容易膨胀，造成权力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被管理者不但不敢不服从管理，甚至都不能发言发声提一点反对意见，提意见就可能上门管理你警告你抓你打你。

所以，我对我国的政治管理体制的建议就是：中央不要轻易发动和搞大规模的管理运动！这样非常容易唤醒中国人骨子里的大规模盲从心理和压迫他人的种种不当不良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新中国建国后，历史上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例子，当然全国的大规模的防疫管理运动不能完全与那些错误的政治运动相提并论，但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换汤不换药，同样能唤起中国人心里的奴才意识和一些恶劣作为的爆发和演出。

所以，我们中国应该要警惕自身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皇权”至上的问题：在今后的国家管理体制中，权力部门应该尽量避免少搞大规模的各项运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还是科学还是医疗，都要让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从2019年迄今持续三年的这场全国全范围严防冠状病毒疫病的最初的严厉管理措施到今天的逐渐放开和放松措施，到底给了我们中国和中国经济和所有国人的心理和命运造成了什么后遗症，恐怕比疫病本身造成的危害更多更大。

身体的病好治，但意识形态约束的病难治，某些中国人的狭隘思想素质和必须唯唯诺诺的治国理念很难改变，而且又加深了。
我们的国家是需要进步的，而由于一场疫病的缘故，封城封户封家封人，形成了我们民族经济改革开放繁荣昌盛后的一个小退步。
对正常的言论和无恶意的建议的严厉管控，是中国这十多年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倒退。我相信未来还会回到正轨上。
应该允许人民说话，提意见。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允许每个人帮助管理者更加文明有效管理国家，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基础条件和前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还是少搞全国规模的限制自由生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国不太适合这样做，维护反而可能破坏。
都说形式主义要不得，但一些人离了形式主义就不会治国。

唯唯诺诺的下层官员对上级的指示从来都是给群众加码的，给群众的生活和尊严带来很多气懑，美国欧洲西方国家对待疫病的态度和方式也不是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的政令式的限制自由的疫情防控管理也不是没有一点弊端的，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要靠与国际接轨的思想开放的进步发展理念，不是靠国家对国民的完全彻底的家长制的包办！

由于体制的僵化，在中国，许多真正的人才都不能参与国家的决策和管理，譬如，诗人苦海做不了国家省市县的政协委员，就只好自己写一篇文章，也希望能引起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的国家管理者实施新措施方案时的重视。

在这次对新冠肺炎的防疫之战中的后期，新二十条新规的发布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我们这个国家不能除了防疫以外啥也不干，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喝西北风吗？防疫不能取消，但措施必须精准，在精准上保证科学态度上的严格，但也必须要给予人民足够的生活态度上的自由度！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有优秀资格的国家。

现在回想一下：我们有多少人没有传染上疫病却被迫打了对身体不一定有好作用的疫苗？我们有多少人没有感染上疫病却被强制隔离居家浪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有没有平时遵纪守法却在疫病防控中因为情绪低落失控而受到各种惩罚的人冤枉不冤枉？

中国如果不改变大搞举国运动，民族就不能真正进步，其实这早就是老生常谈；这就好像是：不允许民众聚集大办喜丧，却可以，一个国家都聚集起来大办喜丧？



               ——诗人苦海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写于黑龙江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