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节选）
       
陶发美


一

谢冕先生在多个场合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今还没有出现伟大的诗歌；他又说，也可能出现了，是他没看到。

由此，生出一问：“当今中国为何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这一问，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里，把最初的人类生活也称为田园生活，他认为这个时期产生了最初的诗人，他们有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产生了诗，产生了歌谣一类的赞美诗。他所说的赞美诗，指的是《创世纪》。

我们有个成语叫“出神入化”，如果用这个成语去形容《创世纪》，其意思就是“神的启示”。世间万物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创造。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汉语词典》在解释“出神入化”时，说的是“一种技艺达到了绝妙境界”。神性被忽视了，变成了技术性。

雨果还说到，《创世纪》这样的诗歌竖琴有三根弦：上帝、心灵和创造。这是不是说，我们的诗歌竖琴就只有两根弦：心灵和创造？甚或只有一根弦，仅剩下创造？如是，《创世纪》的伟大就是三根弦的奏响。与之相比，我们至少缺了上帝的介入。没有了上帝，也谈不上其他，其他的也就没有了，什么伟大好像也谈不上了。

那么，要说我们的诗歌也是伟大的，就必须跳出他们的审视标准。例如，我们要说《诗经》是伟大的，是什么样的构件成就了《诗经》的伟大？要说，《诗经》也有三根弦，就是物性、生活和创造。在《诗经》里，尽管没有像《创世纪》那样的神性表现，但它的自然物参与度极高，这反映了它的物性，反映了自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一种融合。

物性也是一种情怀，一种放怀于山水、寄情于山水的情怀。物性，是中国天道观的反映，物性体现了道家哲学。孔子用“思无邪”三个字评点诗三百，“思无邪”的理论意义在哪？就在道。道家思想之所以值得一说，只因它确实占有了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地位及理论高度。拿它放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极。

我们说，《诗经》有囊括大块的气质，也是从物性说的，从自然性说的，从道家思想说的。
《诗经》既是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古代的生活总集。有生活，就有了时代感。一定的生活是一定时代的生活，一定时代必有一定的生活。生活是艺术之源，也是艺术魅力所在。生活有喜有忧，有爱有恨，有怨有思，有失有得，所以心灵的承受是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性显现了心灵，生活也显现了心灵。《诗经》不缺生活，也不缺心灵。当然，《诗经》也不缺创造，比如它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还比如它的音律美学、它的天成节奏。

当然，“三根弦”的判别标准，也不应该代替了一切标准。《创世纪》的伟大，在于表现了犹太民族的诗性文明。同样，历代之伟大中华诗歌，即也反映了我们东方民族的独有诗性文明。

二

我们称颂一些诗歌是伟大的，可以从文明说，也可以从历史说。

历史性也是一个重大标尺，就是说，它们是史诗。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史诗。

史诗的基本特征，就是原初性，或元始性。若以美学论，原初之美、元始之美，尤显珍贵。
它们的幽思、梦想、冲动，以及所反映的一切生活，皆体现了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面貌；是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歌唱。

它们代表了人类的原声，代表了历史的脉动。

它们光辉灿烂，不被时间湮灭，无愧于自然的、自由的、神性的、人性的回响。

从元始说、原声说，我们似乎已丧失了创作史诗的条件和资格了。

史诗题材似乎已不再亲近当今时代。

三

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史诗》一书的导言中，还提到了史诗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英雄精神。他列举了但丁、惠特曼、托尔斯泰等的英雄精神。他又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

布鲁姆提出的英雄精神，或“创造不衰的想象”，既是从作品说的，也是从作者说的。这一点，在我们的古代诗人及其作品中也是有充分显现的。

就英雄精神推及一下，也是一个诗人个性、命运或性情的彰显，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就是证明。他们的表现也在英雄精神的维度之内。

若把英雄精神理解为战斗精神、战士精神，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现代史上的毛泽东就是证明，二者的作品不少有天才般的英雄品格，也不少有巍然的精神雕像。

四

布鲁姆既然提到了托尔斯泰，这意味着史诗的概念是延伸的。我们的四大名著都是可称作史诗的。只是从英雄精神说，作品的表现和作者的关系有所不同。若说曹雪芹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这种英雄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品《红楼梦》反射到了曹雪芹本人身上。就是说，曹雪芹沾了他作品的光。《西游记》有点不同，若说吴承恩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他的英雄精神无疑是投射到了一只猴子身上。一只猴子沾了吴承恩的光。那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英雄精神则是靠人物群像来衬托和展现的，从某个意义说，作者的英雄精神已献给了他的文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英雄之光、精神之光散射在一群人身上，散射在它们的文字之中。一群人和它们的文字互为沾光。

布鲁姆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那么，我们有渴望吗？这个“渴望”真的很重要。没有渴望，懒于渴望，贫于渴望，不敢渴望，必是英雄精神缺失所在，也是伟大者缺失所在。

五

我们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也说我们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也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具体到他们的作品，虽有不同标准的侧重。但是，他们最大的共同是思想的大者、情怀的大者、思想艺术和情怀艺术的大集成者。

特别强调了一个“大”的意义。

就是说，他们不单单是一个仅能写诗的人。他们的诗，也是“大”的产物。

又要说到道家的“大”。

老子说：“道，强为之名曰：大。”（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不能名，又以“大”名之。在道家那里，“大”是道的一个别名，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网名。一说那个“强”是勉强的意思。但以“大”命名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起到了一个加强音的作用；我们看不见道，但看得见“大”。“大”是道的一个精神显像。

没有这个“大”，何以伟大？

以东西方的伟大作品来理解，他们作品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精神世界的辽阔和浩瀚，也是人性世界的辽阔和浩瀚。这也是一个“大”，最大公约数的“大”。

为什么要反复说到这一点，因为恰恰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今日中国诗歌的一个最重大缺陷。

虽然，从每一首诗来说，并不要求贯注多少思想，或呈现多大主题。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期待伟大者的诞生。

伟大者总是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人类文明值得期盼的。

六

若说伟大者是思想制胜、情怀制胜、观念制胜，或者叫精神制胜，那么，在今日中国，诗歌更显现的只是一种语言制胜。

从广泛的新诗表现看，很明显的游戏充斥，不乏娱乐化、小品化的开展。但以积极而宽怀的态度看，今日新诗是语言诗歌，是语言艺术。这也是一个很正常、很中肯、很时代的评价。
伟大新诗的殿堂里，语言也应占到一席。

从语言说，今日诗歌的表现也不是要一概否定的，它们也是艺术的一类，也表现了今日诗歌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素养。

新诗一百年，其进化有目共睹。

汉语新诗，尤其突破了在传统诗词上的语言困局，而展现了一个价值上的多维系统。所谓多维，即在意象、意境、意涵等方面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多重性。

所谓语言上的诗歌，即是诗意走在语言上。诗意不一定是奔流，但可以是浪花。诗意可以不从完整的篇章上呈现。或说，它们原本就不是整体，就像碎裂的青花瓷，其艺术不在于整体，就是一堆碎片。

还要看到，今日新诗并没有完全背弃传统的美学体系。比如文以载道、文之以德、神思、诗言志等。美学体系上的一脉相承，给汉语新诗打上了强烈的民族印记。

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西化的景象，一些异化现象，但这也不是全消极的，反而带来了新的丰饶。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破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多维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新的丰饶？西化的过程影响还会如何？这些倒是值得再思考和回答的。

我们今天要谈伟大，若从积极一面说，至少看到了一些伟大的因子。

我们仍然怀抱希望。

2017.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