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诗学实践
——从马启代的诗歌展开

百定安


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踏 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加缪《西西弗神话》

马启代的诗歌，总是将我们的思维牵回到一些最基本也最本质的问题上来。反复而执着地提出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徒劳无功的。不少诗人因此早已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而回到各种具体的写作之中。然而，追问本身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每一次被再次提出，都像钟楼那口终年孤悬而沉寂的大钟，被某个敲钟人茕然敲响一样。

表面看来，当下的诗学研究已经足够深入，然而我们十分清楚，这种深入是在对各种基本问题的规避中隆重进行的。精英主义、技术主义等写作倾向，正妙不可言地将“知识分子”等同于“知道分子”，将传统中优良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弱化为优美、风花雪月以及虚无的精神主义。崇高、神圣、境界等古典主义的美学定义，很多情况下已被演绎成对于世俗的迎合与附会。物质化、市侩气、有用性，正在成为普遍训练的写作方式与衡量标准，因而使得那些基本问题不仅被冷落，而且时常被混沌处理了之。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测不准”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它们得到答案的可能性亦越来越小。在《见闻》一诗中，马启代以与“名贵的花木”对话的方式说，

“与你们不同的是：你们可以用枯萎的方式表达抗议
而我号称诗人，却在苟且偷生”

诗人为何写作，就是其中的诗学基本问题之一。在马启代的整个写作中，时间经验、知识经验以及个人经验，始终是驱动其写作的三驾马车。这三种经验，互为依傍，互为生发，不只是诗人写作的历史资源，也是其精神资源。然而，拥有这样三种经验的人何其多哉。真正使马启代获得辨识的，主要来自于他的独立意识与批评精神。这不仅牵涉到一个诗人的学识、观察能力、审问能力和思辨能力，还有在许多时候他人所不具备的作为批评者的勇气与担当。在精神不断矮化、事实光怪陆离、独立意识太不被看好的当下，如何坚定地保持自我对于思考本身的必要尊严，确实需要某种思想定力。

我们强调的陌生化，通常被局限于技术与修辞的范畴，殊不知它更是指向一种“观念处境”。

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人与他人的差异化写作只存在于修辞。这种普遍现象究竟有多大意义，实在使人生疑。然而，一枚螺丝只能拧在机器某个部位上。独立意识，与其它任何意识（包括已经被确认的公共意识），必然产生诸多的不对称。不要被诗坛轰轰烈烈的某些假象所误导，在当下，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不可能成为大多数。这已不是诗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孤独”，而简直就是原生意义上的“孤立”。

站在精神的楼顶，我四顾茫然
到处是迷离的目光
和淅淅沥沥的饮泣声

所有闪电都沉默着，霹雳也是

——《今夜，天下大黑》

反复提出这些基本问题的诗人，一方面说明这些问题确有再次提出的必要，同时也说明，哪怕只是坚持一种常识，很多场合也需要勇气，无论如何，这都是作为诗人的一种悲哀。然而，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我们更愿意将此看作是一种天真烂漫的举动。因为，一切所谓的深刻思想，并非来自深刻本身，而是某种单纯的天真。那些空洞的深刻，在多数场合看起来“耐人寻味”，以为写作之至要，其实，诗的天真，远比表面的深刻更加深刻。正如《论语》中问日的两个儿童和面对皇帝新装发出诘问的那个孩子。米沃什说，“诗人不同于其他人，因为他的童年没有结束，他终日生活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种儿童的东西。”也就是说，诗人在对自己理想与理性的双重坚持中，依靠的恰恰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天真。

疫情时代使我们更加思考人的存在现实。我们扪心自问，难道那些表面的、绚烂的东西真是生活的本质吗？为什么一旦有某个时机，腐朽的东西便会沉渣泛起，忽焉成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举动？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的各种教育的有效性，正在一次次被质疑，我们也因此一次次对我们的认知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在思考者那里，往往生成一种尼采式的悲观主义意味。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因此已经陷入尼采所说的“烦闷的灵魂”里，因而主动放弃了对于世界的能动认识，恰恰相反，我们因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缺而更加愿意投身其中，直面一切，并在思考的美学中取得写作的价值。这正应和了加缪的那句话：“没有生活的绝望就不会有生活的爱。”何况，写作本身，就是不绝望的一种认知立场。

要获得一种真正的批评能力，除了上述种种，即，除了诗人具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西西弗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精神，还要具有阿伦特、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直觉与理性主义能力。亦即是说，这种批评，有别于非理性的、主观上一概而为的批评，也有别于那些带有固执、狭隘的价值偏见。那样的偏见，从来只是作为发泄的手段而从不打算将自身引向辩证法。那么，批评的力量来自何处？换句话说，是什么使自己的批评变得更有力量？这就需要摆脱对于各种“乌合之众”的渴望，就要对现实保有一种过滤能力、自我纠偏能力、伦理与逻辑在修辞上的运营能力，就要排除诗学上的种种行为艺术，戒除各式附会、演绎、观念预置导入的俗套结论。这种批评，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力量。

以马启代的话说，诗是一种存在的证明。“诗在/证明我来过。”他在诗集《诗证2019》后所附的《当下诗学批评困境的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诗学批评特别是新汉诗批评上遭遇的“精神困境、审美困境和语言困境三大危机，愈演愈烈的媚化、僵化和固化批评的三大流弊”，以及其后对于诗学批评的三点倡议（诗学批评需要回归生命本体、艺术本位和审美本质），对于诗学的再认识与重新建构都颇具意义。这些，从一个践行者说出，更是包含了某种现实和精神的实证与互证，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马启代的写作，是真正属于知行合一，思想与美学合一的写作。

2021.12.20   

我们强调的陌生化，通常被局限于技术与修辞的范畴，殊不知它更是指向一种“观念处境”。